官袍加身仍写词：宋朝文人的墨香仕途与人生留白

墨香里的官袍：宋朝文人的仕途与词儿

你走在北宋开封的御街上，说不定能瞅见这么个场景：一个穿着红袍紫袍的大官儿，低着头看公文呢，桌上却摊着半首没写完的词——无可奈何花落去墨迹还没干，旁边压着一道弹劾他上班摸鱼写词的奏章。

这就是宋朝文人最真实的样子：他们写得出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朝堂上却为了新政吵得面红耳赤；能吟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绝命诗，考科举时也能为一道作文题跟同学争得脖子粗。

在这个重文轻武的朝代，诗词和官帽从来不是两条平行线，无数读书人夹在墨香和朝服中间，用文字写理想，用官印量人生。

晏殊：顺风顺水的富贵闲人

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的科举考场，有个14岁的少年正埋头写卷子。

他叫晏殊，早就是乡里有名的神童，宋真宗亲自出题考他《政道如金石论》，他提笔就写：治国就像煎小鱼，得慢慢来，心要仁厚。真宗一看，嘿，这小子有想法啊，当场就赐他同进士出身，从此开启了他太平宰相的路。

晏殊的官途算是顺风顺水，从翰林学士一路升到枢密副使，最后当上了宰相。

但他写的词里啊，总带着点小园香径独徘徊的闲愁——你说这是不是当大官的职业病？就算到了暮春时节，看着似曾相识燕归来，也能在那点儿恍惚里，找到点自己的小诗意。

欧阳修：贬出来的醉翁

跟晏殊不一样，欧阳修的官途简直是坐过山车。

庆历三年，刚在滁州写出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大文豪，突然被宋仁宗破格提拔成了枢密副使。

那会儿他正跟范仲淹他们搞庆历新政，想把三冗问题（冗官、冗兵、冗费）给治了。

可范仲淹因为改革得罪了老派官员，被贬了，欧阳修当场拍桌子：范仲淹刚正不阿，凭啥贬他？结果被反咬一口结党营私，从副宰相一路贬到滁州。

但谁能想到呢？这场被贬反而让他写出了《醉翁亭记》，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把当官不顺的憋屈，全化成了文字里的风景。

苏轼说他论大道像韩愈，论事像陆贽，写诗像李白，可欧阳修自己觉得，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词儿，不过是借景抒个情罢了。

王安石：拗相公的刻刀人生

王安石这人啊，就像一把锋利的刻刀，把文学和政治刻得死死的，分不开。

大家都叫他拗相公，他搞的变法把北宋搅得是天翻地覆，可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又藏着他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倔强劲儿。

熙宁二年，48岁的王安石当上宰相，在宋神宗支持下推出青苗法、募役法，想让国库鼓起来。

反对的人骂他尽变祖宗旧法，他却在《梅花》里写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暗戳戳说自己改革的决心不会变。

后来变法争议太大，他被罢了相，退居江宁时还写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把变法的苦日子，过成了登高望远的豪情。

苏轼：被贬出来的豁达先生

苏轼的官途，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被贬之旅，但也正因为这样，他写出了最亮的文学珠子。

从乌台诗案差点掉脑袋，到黄州的竹杖芒鞋轻胜马；从惠州的日啖荔枝三百颗，到儋州的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一路被贬，一路写诗。

他最高当过礼部尚书，从二品的官阶，可谁记得他的官衔啊？大家只记得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记得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记得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通透。

这大概就是宋朝文人最难得的——就算在官场里起起落落，也能在墨香里找到自己的心灵锚点。

岳飞：武将里的诗人

岳飞这人，算是打破了文人和武将的界限。

他是个实打实的抗金名将，长枪能在朱仙镇把金兀术打回去，词也能写出怒发冲冠的悲愤——《满江红》里那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听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可武将在重文轻武的宋朝，总有点孤独。

他写《小重山》：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藏着多少说不出口的憋屈。

后来被召回临安当枢密副使，宋高宗给了他个虚职，终究容不下他壮志饥餐胡虏肉的念想。

十二道金牌催命的前夜，他在词里又喊了一句靖康耻，犹未雪，既是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悲鸣。

范仲淹：文武双全的老大哥

范仲淹的人生，就像座桥，一头连着文学，一头连着军事。

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不光刻在《岳阳楼记》的碑上，还写在他守西北边疆的军帐里。

康定元年，48岁的他当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跟韩琦一起打西夏。

好水川之战前，他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词里将军白发征夫泪的苍凉，全是他跟士兵一起吃苦的见证。

后来他搞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成了宋朝文人的道德标杆——黄庭坚都说：范文正公，当时文武第一人。

司马光：新旧党争里的老学究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新旧党争，简直就是宋朝文人当官的典型案例。

他编《资治通鉴》的大史学家，宋神宗那会儿，因为反对变法，说啥也不当枢密副使；后来宋哲宗亲政了，70岁的他又当宰相，把新法全给废了。

他写过一句词：相见争如不见，多情何似无情，听着就像看透了官场的弯弯绕绕。

但在编《资治通鉴》的19年里，他带着刘攽、刘恕这些人翻旧史书、查野史，就为了给宋朝留本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书。

不管站在哪一派，他始终像个冷静的学者——这大概就是宋朝文人最可贵的：哪怕争得头破血流，心里总装着治世的念想。

从词到史，都是他们的人生

从晏殊写小园香径的富贵闲愁，到文天祥写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正气；从苏轼的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到岳飞的怒发冲冠的豪迈——宋朝的文人们，就用这些词儿、这些字儿，记着自己当官的起起落落，用手里的官印，量着心里的理想有多远。

他们会为了科举名次争得面红耳赤，会为了新政成败互相攻讦，但骨子里总憋着股达则兼济天下的劲儿。

就像陆游在《书愤》里写的：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哪怕最后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他们留下的诗词和史书，早成了这个王朝最厚重的印记——那是墨香染过朝服的味道，是理想和现实磨出的光，也是宋朝文人留给咱们最珍贵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