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一锤定音：中国人的春节，为何偏偏是正月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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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穿越回汉武帝登基初年的长安城，想找个人问问哪天过年，对方可能会一脸茫然地反问你：你说的是朝廷定的十月岁首，还是家里老人说的立春？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的“年”并不像现在，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

到公元前104年，一位中年文官带着一群满脑子星辰轨道的“理工男”，在长安城的观星台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间实验。

这位带头人就是写下《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正是汉武帝太初元年，正月初一被正式确立为一年的开端。

从此以后，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人的新年节奏终于稳定了下来。

在司马迁之前，古代统治者认为，改朝换代不仅要换旗帜、换衣服颜色，更要“改正朔”，也就是重新规定一年的第一天，以此证明自己掌握了上天赋予的时间解释权。

按照史料记载，夏朝时期的人们比较务实，他们观察到一月时草木萌发，于是把一月定为岁首。

到了商朝，统治者觉得要显出不同，就把新年提前到了十二月，周朝更进一步，直接挪到了十一月，让当时的历法体系变得非常混乱。

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位始皇帝性格刚烈，他推行《颛顼历》把岁首定在农历十月，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秦朝人过年的时候，秋收可能还没彻底结束，大家还带着满身泥土就要去官府庆贺。

在这种体制下，十月变成了正月，而原本的农历一月却被排到了中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秦朝的记载里，会出现“十月出巡，七月驾崩”这种时间线看起来“倒退”的逻辑，

因为在他们的日历里，十月才是一年的开始。

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直接沿用了秦朝的规矩，然而随着时间越久，《颛顼历》的弊端开始全面爆发，

当时的天象与日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有时候日历上写着是朔日，本该是看不见月亮的，结果晚上抬头一看，月牙儿挂在天上。

更糟糕的是，历法与二十四节气无法对齐，这对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是灾难，播种的时候天还没暖，收割的时候雨季还没过，农业生产陷入了混乱。

到了元封七年，汉武帝终于坐不住了，他意识到统一历法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稳固皇权、安抚民心的政治大事，于是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太史令司马迁。

司马迁画像

司马迁不仅是文学家，他在当时的职能更接近于国家天文台台长，

他联合了当时的数学家邓平、民间天文高手落下闳等人，开启了“太初改历”，这场改革不仅仅是换个数字，更是一次对宇宙运行规律的深度探索。

司马迁之所以坚持要把岁首改回正月，首先是对“天时”的尊重，此时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北，大地开始回春，这也圆了儒家“行夏之时”的礼治梦想。

不仅如此，这次改历还引入了一个极具创造性的规制——“无中气置闰”，这确保了正月初一始终能够落在冬去春来的那个窗口期。

秦朝以十月为岁首，那时候农民正忙着入仓纳粮，紧接着就是繁重的劳役，而把年定在正月初一，恰好是在漫长的猫冬之后，

此时农活未起，存粮尚足，老百姓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家族团聚和祭祀活动，在农闲时节放长假的设计，让春节具备了成为全民狂欢节的基础。

伴随着《太初历》的颁布，汉武帝甚至废弃了原有的年号，将那一年改元为“太初”，标志着一种新的时间文明正式诞生。

可以说，太初改历的影响力远超历法本身，不仅如此，它还将原本零散分布在各地的迎春、祭祖、聚餐等习俗统一固定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

在之后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然王莽、武则天等统治者由于个人意志短暂地尝试过再次修改岁首，但由于这种时间体系已经深深扎根于农业生产和民俗生活，那些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正月初一过新年，就这样从一纸法令变成了中国人的本能，无论后来的科技如何发达，只要这个日子一到，生活在不同纬度、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中国人，都会产生同一种关于“年”的联觉。

司马迁希望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文学领域，他做到了；

而在历法领域，他通过确立正月初一，成功地将天的自然节律和人的社会生活缝合在了一起，这或许是他留给后世最隐形、却又最恒久的文化遗产。

当我们今天在正月初一敲响新年的钟声，在漫天烟火中祈求风调雨顺时，其实是在与两千多年前长安城里的那群观星者，共享同一个关于时间的浪漫约定。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历书》。

2. 班固，《汉书·律历志》。

3.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4.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5. 席泽宗，《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科学出版社。

6. 王广超，《太初改历与汉代天文历法》，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