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忆往

明天便是“立春”了。今年的立春来得早，赶在旧历年的前头，腊月十七，就匆匆地叩门了。我的老家淮北平原，那里的农人，是不会斯文地说“立春”的，总爱叫“打春”。这个“打”字，初听有些粗蛮，细想想，却实在得很，也响亮得很，带着一股子甩开膀子要从冰天雪地里辟出一条活路来的劲儿。

说到“打春”，便不能不提到“打春牛”。早先的年月里，这是个顶要紧的物事。那牛虽是泥塑的，或纸糊的，却在人心头占着极重的分量。据说立春这天，县太爷要穿上官服，领着乡绅农人，热热闹闹地到城门去迎它。那春牛，大抵是黄泥土掺了谷草塑成的，身上描画着青黄赤白黑五色，象征五行。仪式也是有板有眼的，时辰、方位，一丝也错不得。鞭牛的人，若是立春在年前，便要站在牛前；若在年后，便得立在牛后。这讲究，如今怕是没几个人说得清了。只记得老辈人闲谈时提起，若是将牛身上掉下来的碎土带回去，撒在自家田里，庄稼便肯定长得旺盛。这仪式虽是官家的，但也是众人的。那鞭牛的声响，落到一家一户的屋檐下，立春的味儿，更显得温润了。

我们那里，立春之日，兴吃“春面”与“春卷”。春面没什么稀奇，就是家常的手擀面，须得在立春当口下锅。面捞起来，盛在粗瓷大碗里，泼上一勺滚油，葱花、蒜末往上一撒，“滋啦”一声响，香气猛地窜起来，直扑人面。这也叫“咬春”。把那一点带着生鲜气的、属于春天的辛烈，狠狠地咬在嘴里，咽到肚里去，人也就跟着精神了。春卷则要细致些。面皮是极薄极韧的，近乎透明。馅儿的主角，必得是田埂地头新挑的荠菜，带着泥土的清气；再配上一把头茬的韭菜，经了一冬的盘伏，那韭叶是紫根儿的，滋味最是浓醇。切碎了，碧莹莹的，和着些剁碎的豆腐干、粉丝，用素油一拌。母亲或大姐坐在矮凳上，膝头摊着盛馅的盆，手指灵巧地一折一卷，便是一个胖嘟嘟的春卷，排在竹匾里。下油锅一炸，金黄酥脆，咬开来，满口都是荠菜的野香和韭菜的冲劲儿，那便是春天最本真、最扎实的滋味了。

还有一桩趣事，是“戴春鸡”。这是专为那些不满周岁的娃儿预备的。立春前日，家里的妇人便要翻出些零碎的、鲜亮的花布头，红的，绿的，黄的，比着样子，剪成小小的鸡形。两块布片对起来，塞上些新棉花，细细地缝好。再用黑线缀上眼睛，黄布剪个尖嘴。手更巧些的，还会用红线拴一个小辣椒，吊在鸡嘴下头，红艳艳的，颤颤的，煞是好看。到了立春这天清早，便把这春鸡缝在娃娃的棉袄袖子上。男娃儿缝左袖，女娃儿缝右袖。那用意，一是借鸡的谐音，图个吉利；二来，鸡是司晨报晓的，催人勤勉；三呢，那鸡嘴下吊着红辣椒，大约是盼着日子能过得红火火、有滋有味，再不受饥荒的熬煎罢。我婴幼时肯定也戴过，当然是不记得了。

这些个风俗，细细碎碎的，都和泥土、和生计、和下一代的成长，缠扯在一起，是庄稼人对天地时序最朴素的敬重，也是最热切的巴望。它们让立春这个节气，从一个冰凉的时令名词变得可触可摸，可亲可近；有了颜色，有了声音，有了气味。仿佛春天不是自己走来的，而是被人们用鞭子“打”出来的，用牙口“咬”出来的，用针线“缝”出来的。

只是，这样的日子，终究是渐渐远了。鞭牛的土台子，早已不知湮没何处，没了踪影。春卷虽还吃，但多是买了速冻的，那馅里的荠菜都是温棚里所出，少了风霜的筋骨。至于袖子上缝春鸡的娃娃，怕是再也见不着了。农耕的时代，连同它那套与节气、肌肤相亲的活法，正像旧年的残雪，悄悄地化去，只剩下一点潮湿的凉意，供人在晴日下偶尔怀想。

不过，倒是有一样关系“立春”的习俗，至今仍延续在乡间的婚嫁规矩里。那便是“滑年”之说，老家又叫“寡妇年”。指的是整个农历年里，独独没有立春，意思是它被“滑”掉了。譬如，今年立春在年前，明年立春又在年后。老人说，这样的年头，阳气不足，阴气滋长，不宜婚嫁，否则于家室不利。这说法，究竟起于何时，有何依据，谁也说不清，可人们宁信其有。于是，逢着滑年时，准备娶媳妇的人家，要么赶在年前，要么就要拖到年后，总是设法避开这个“空当”。你瞧，在生儿育女、成家立业这样的人生大事上，任凭时代如何变迁，那份源于对天时的敬畏与趋避，还是沉甸甸地搁在人们心头，半点也马虎不得。

站在腊月当中，前头是急匆匆赶来的“打春”，后头是红红火火的大年。时序的交替，风俗的存废，人生的筹划，都在这腊月的寒风里打着旋儿。立春这天，恰逢六九。评剧《花为媒》有句唱词：“春打六九头”，真是一点儿也不差。还有句谚语：“五九六九，河边看柳”。是啊，春到人间草木知。远处的柳树，枝条仍是枯褐的，直愣愣地指着天，但你若走得近一些，细细地看，便会发现那硬硬的枝条上，已鼓起米粒儿一样的芽苞，似乎蓄着满口的绿意，只等那一声温存的号令。

冬天自然还没有过去，风刮在脸上，还是刀削似的。可“打春”既然来了，便是个确凿的宣告，那和煦的、让人骨缝都舒展的春天，总归是要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