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鹏举：徐达的晜孙，草包国公，掘秦桧棺替岳飞报仇雪恨

嘉靖四年，南京城里议论最乱的一桩案子，其主角就是时年四十多岁的魏国公徐鹏举，这位第七代勋臣，被人背后叫成“草包国公”的那一位。

案子不牵涉战功，却绕着两个儿子、几位大学士、礼部与兵部，一路绕进《明穆宗实录》和《万历野获编》里。

事情的起点，是一桩看似普通的立嗣纠纷：按照大明礼法，庶长子徐邦瑞，本应在嘉靖年间顺理成章接任魏国公爵。

问题出在小妾郑氏所生的次子徐邦宁身上，这个比兄长小几岁的男孩，才是父亲心里真正想扶上台阶的人。

徐鹏举的正妻张氏在早年去世，据说是在嘉靖朝未到十年时就病故，没有留下一个嫡子。

这种“有爵无嫡”的局面，在勋戚系统里并不罕见，却常常成为家族争权的导火索。

为了替郑氏与徐邦宁“翻身”，徐鹏举绕了好几道关系，甚至托到了严嵩之子严世藩门上，这位内阁首辅之子在嘉靖二十年前后，可以说是朝中最难得罪的人物之一。

他的诉求很清楚：先给郑氏加一个“魏国公夫人”的名分，再安排徐邦宁进兵部“镀金”，为将来的承袭铺路。

兵部尚书刘采看得明明白白，这位手握兵权文臣依礼制行事，直言立嗣自古“立长不立幼”，劝徐鹏举按规矩办，顶多把小儿子安置在一个相对稳妥的闲差上。

这番忠告出现在《明穆宗实录》的相关卷次里，时间大约在嘉靖后期，史官特意记了下来。

表面上，这位正德十三年就承袭魏国公、兼任南京守备的勋臣点头称是，但实际操作却更为暧昧。

他把两个儿子一并送进兵部名册，好像在刻意模糊“长幼之分”，又不愿放弃对次子的偏爱。

接下来出场的是诚意伯刘世延，这位同样出身勋戚的伯爵，在世袭系统里颇有话语权。

徐鹏举据说给他送上了一批“金银珠宝”，数量未见明确记载，但从“厚赂”二字来看显然不是小数。

刘世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悄悄给礼部祭酒姜宝写了密信，这位掌管一部学政与礼仪的官员，在嘉靖中期是朝廷认可的“礼法代言人”。

信中的主张非常明确——希望让小儿子徐邦宁，越过兄长，直接承袭魏国公爵位。

按明代制度，礼部在册封、承袭等仪节上确实有关键一票，若姜宝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切都可以在文书环节悄然完成。

但姜宝知道，这种挑战宗法秩序的事情，一旦传到内阁或皇帝那里，后果不会比收几百两银子轻。

犹豫之下，徐鹏举一方又找到了国子监的助教郑如瑾，这位从六品的小官在嘉靖年间没有什么耀眼履历，却因为一纸建议，把自己送上了《明史》记载的名单。

在他的劝说甚至是鼓动下，姜宝最终还是动用了手中的权力，通知下级官员“暂缓”承认庶长子徐邦瑞的世子身份。

故事到这里，本可以在家族祠堂里悄悄画上句号。

但偏偏有人不想让它沉下去。

这个人叫冯谦，是当时朝中一位负责廷议与奏报的官员，具体职衔在不同材料里略有差异，但他确实把这件事第一时间报到了朝廷。

有了正式奏疏，所有私下运作都变成案卷里一条条可以追究的“事实线索”。

局面一变，姜宝立刻选择“切割”：他强调自己没有收受一两银子，把矛头完全指向郑如瑾。

结果是可预见的——这位助教因“受赂干预立嗣”被罢官，载入嘉靖朝吏治案件之一。

徐鹏举本人也没能全身而退。

他被罚俸一个月，已经是对勋戚身份的一种“从轻处理”，同时小妾郑氏原本获得的“魏国公夫人”称号被当场削去。

等到隆庆五年二月徐鹏举去世，这位正德十三年起就在南京挂名守备的勋臣，最终没能改变家族自然传承的轨迹。

魏国公的爵位，还是按照原本的礼制，落在庶长子徐邦瑞身上。

与这段立嗣纷争同样被记住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名号——“草包国公”。

这绰号来自一次南京兵变，据说在某次城中军士哗变时，作为守备的他并无“镇军之勇”，反而先行逃离，狼狈样子与中山王徐达的“开国名将”形象形成强烈反差。

一个世袭到第七代的魏国公，按族谱往上推，是洪武年间封王的徐达晜孙，也就是间隔六代的后裔。

祖上打下天下，后人守着封国俸禄，这样的对比在嘉靖、隆庆交替的年代其实并不少见。

关于他早年的一个传说，则散见于沈德符在万历年间编成的《万历野获编》，大约成书于十六世纪末，离徐鹏举去世不到五十年。

书中记载，他的父亲徐奎璧在成化、弘治之间做梦，梦到南宋名将岳飞自称生前冤屈，希望“转世”到徐家享清福。

于是，后来出生的这个儿子就被取名为“鹏举”，沿用岳飞在1122年前后的表字，寄托着一份对忠臣名将的敬意。

从年代上看，岳飞逝于绍兴十一年，而徐鹏举诞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相隔近四百年，这种托梦故事更像是后人附会的象征叙事。

沈德符还写到一件“挖坟”的奇事，说是在嘉靖初年，已经承袭魏国公的徐鹏举在自家菜园整地，见一处土丘不顺眼，便命人铲平，下人怀疑那是古墓，苦劝无果。

结果一挖开，墓志上刻着“秦桧”二字，这位绍兴年间的宰相，在南宋史书中长期与“害岳飞”联系在一起。

故事写得很完整：徐鹏举得知后“大喜”，命人剖棺，把遗骨投入附近水中，当场被附会成“为岳飞报仇”。

但从考古与墓葬记录来看，真正的秦桧墓在南宋南渡之后就有多次迁葬记载，这种把南宋权臣墓安在明代南京勋戚家菜园里的说法，更像是一种道德化的象征故事，而不是真实地点对应的史料。

无论梦境还是坟丘，真正能被《明穆宗实录》采信的，还是那套清晰的官职与时间线：正德十三年十一月承袭魏国公，出任南京守备兼中府佥书；嘉靖四年加封太子少保；隆庆五年二月病卒。

这些年月日是可以在档案卷内查到的具体数字，与野史传说相比，更能构成后人讨论的基准。

从这些零散材料拼起来，一个勋臣形象并不完美：仕途上缺乏显著战功，家务上卷入立嗣纷争，还因为兵变中的退缩被贴上“草包”标签。

但在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后期，一个世袭到第七代的军功贵族，在严格礼法和复杂党争夹缝中，究竟还剩多少自主空间，本身就是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