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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干部的决议》。
12月初,华东局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党委领导干部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决定在山东老解放区抽调1.5万名干部,组建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浙江等地,对即将解放的新区建立党政军机构,进行接收、管理和开展建设新生政权。
干部抽调工作受到山东省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1949年2月1日,中共鲁南区党委发出《关于执行华东局准备一万五千名干部外调任务的指示》。
在“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党员干部、甚至是年轻夫妻、中年父子、青年兄弟纷纷争先报名要求参加南下队伍。经过近半年的组织动员,按照自愿报名、逐级商定的原则,从渤海区、胶东区、鲁中南区、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等单位,终于完成选调1.5万名南下干部的任务。
到1949年2月,山东选调南下干部工作基本结束,接管宁波的南下干部共803名,他们主要来自鲁中南区和渤海区。其中负责接管鄞县的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鲁中南区(章丘县)五中队61名南下干部。
1949年2月,华东局根据中央电令,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按照华东局的指示,各地选调的南下干部开始分批南下,向临城进发。
中共章丘县委、县政府接到南下通知后,于3月1日,组织群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以及职工,召开隆重的欢送大会,并在街道、车站两旁,夹道欢送南下干部。南下干部带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在机关、团体、解放区人民敲锣打鼓的欢送下,挥手与父老乡亲告别,踏上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下征程。
到达临城后,章丘县全体南下干部在临城华东局党校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培训。在组织管理上,为便于统一行动,一律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实行军队编制,进行军事化管理。
他们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军事知识,进行了出操、跑步、站队、点名、熄灯、起床等基础训练。在临城期间,全体南下干部进行整编学习,主要是听取领导所作的形势报告,学习领会1948年4月8日毛泽东主席为接管洛阳而写的关于城市政策的电报《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指示。
3月28日,大队从临城出发,乘火车到达徐州。苏北大地一片战争创伤,由于长期饱受国民党军队的骚扰和破坏,人民生活很苦,铁路线一时没有恢复,大队只好徒步行军,沿津浦铁路南下,经萧县、蚌埠、滁县向南京进发。
沿途村庄残墙断壁,找不到几处像样的房屋,只能野外宿营,风餐露宿。苏皖一带主粮是大米,北方人不习惯,不是做不熟,就是糊锅,很多同志闹肚子。
每天徒步行军50公里,很多同志脚上磨起了血泡,仍咬牙坚持前进。全体同志途中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帮女同志背背包,帮炊事班挑行军锅,没有一个叫苦掉队。大家一路上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进军》等歌曲,鼓舞士气。走到哪里,就聚集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传播革命真理。
4月23日,行军至安徽乌衣镇时,传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南京的喜讯,全队上下一片欢腾,在胜利气氛的鼓舞下,急行军一天,到达长江口岸——浦口。
4月25日半夜,大队从浦口渡过长江,经过8小时的神速行军70多公里,进驻南京城。刚解放的南京城,到处是国民党散兵和特务,不断开枪骚扰。为了不惊动市民,全体干部夜宿街头,后来住进南京中央医院。
国民党飞机天天来犯,轰炸车站、码头、飞机场。飞机场堆满了大批成桶汽油,中队接受了抢运汽油任务,动员了部分汽车、马车、三轮车,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装车、押车、卸车,整整奋战4天,终于把汽油全部运到中山陵的树林里隐蔽起来。
在南京20多天,南下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处处受到城市人民的信任和赞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的领导和刘伯承市长非要留下章丘县中队接管南京,但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不同意,才把接管变为看管,等接管南京城的干部大队赶到,县中队又继续南下。
江南多雨,全是溪涧小路,村农赤脚行走如飞,北方人穿鞋走泥路,一步一滑,光脚又走不稳,像是扭秧歌。
章丘县中队全体南下干部行军至苏州后,改乘木帆船沿苏杭大运河南下,碰上逆风,船行很慢,为了赶时间,中队干部轮流拉纤。以前只知拉车,现在要拉船,船在河中行,人在岸上拉。为了早日到达新解放区,硬是拼命拉船进行。经过3天3夜的航行,终于到达了杭州。
5月24日,全体干部乘汽车向浙东进发,直奔宁波。由于被国民党炸毁的公路高低不平,行进速度缓慢,到达绍兴县境内时,已经是夜晚,为安全起见,只得留宿在百官镇。
1949年5月28日,宁波市召开隆重的会师大会。坚持地方斗争的浙东区委和南下干部大队进行联欢,原浙东区党委书记顾德欢主持并作了欢迎讲话,苏展代表南下大队讲话。大会气氛热烈,一片欢腾,双方互慰辛苦,互相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
会议开得很成功。大会宣布,凡原区委任命的宁波地区各区、县干部都算数,职务一律不变,只是县委县府班子做了相应调整。这个大会为以后南北两方干部的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鄞工作会师大会后,由纪中一带领全体章丘县南下干部到鄞县报到工作。6月,经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批准,中共鄞县县委正式建立。
接着,全县建立起樟水、古林、姜山、钱湖、韩水5个分区委,各区级领导班子基本不动,又充实了部分当地干部,这些同志不但熟悉全县各乡镇的情况,并且能懂不同地区的地方方言,为配合南下干部开展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解放军和南下干部进入鄞县后,根据市军管委的要求,立即对国民党鄞县县政府进行接管。面对宁波城区这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南下干部与当地留守干部按分工立即分赴各区、乡(镇),开始新政权的建立工作。
一是借粮、征粮支援前线;二是接管旧区乡公所,建立新政府;三是剿匪反霸,维护社会治安,保证人民生活安定。
筹集粮食支援前线,是当时的一项首要工作。南下部队正在沿海一带与国民党残匪进行诸岛争夺战,为了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采取借粮和征粮结合,拿钱买一部分,按地亩征缴一点。
由于土改条件还不成熟,租佃关系与北方不相同,经过斗争,租子已经很低了,“二五减租”已没有多大好处,难以调动群众,主要是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向群众宣传“谁养活谁的道理”,选拔佃户中的阶级分子,参加借粮、征粮工作。
在征粮、运粮中,工作队经常与残匪交火,有的干部为了保护粮食身负重伤,有的光荣牺牲。随着村级政权的建立,农会、民兵等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征粮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保证了前线用粮。
20世纪70年代有一部电影《粮食的故事》,就是描写宁波地区的征粮运动。国民党撤退后,潜留下大批特务与土匪勾结一起,经常截运粮车队,杀害乡、村干部,制造混乱。所以在征粮的同时又要开展剿匪斗争,县、区中队配合大部队进行了几次大规模行动,抓住了匪首,又发动群众,动员散兵、匪徒投案自首,使社会治安得到稳定,各项事业开始恢复和发展。
眸章丘县南下干部到鄞县以后,视鄞县为第二故乡。他们扎根鄞县,奉献青春,与鄞县的留守干部和群众同舟共济,为新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有的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有的不适应南方生活积劳成疾。
随着岁月的飞逝,这些南下干部因年高体弱,先后陆续作古。但是,这段光荣的红色革命历史已载入鄞州史册,鄞州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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