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滇军起义将领杨朝纶叛变，被捕后陈赓急问潘朔端：该怎么办

1907年，杨朝纶出生。从云南讲武堂毕业那天，他胸前别着校徽，望着操场上整齐的队列，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能当上将军”。

那时候的年轻人，谁不觉得自己能在历史上留下个响当当的名号？

1946年的东北，地冻天寒，杨朝纶缩在大石桥的碉堡里，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总觉得这风里都带着一股子“排挤”的味儿。

他那会儿是滇军184师550团的团长，带着一群云南子弟兵，在这片黑土地上扎营。可东北人听他们说话，就跟听戏似的新鲜，“你们云南人说话咋跟唱歌似的？”这话听多了，杨朝纶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

他跟副手蹲在雪地里抽烟，烟卷被风吹得火星乱跳。“你说咱这部队，”杨朝纶吐了个烟圈，“在云南的时候，那也是龙云手里的宝贝，到了这儿，咋就成了没人疼的孩子？”副手裹了裹破军大衣，接话道：“团长，咱这口音就是道坎。人家东北军、中央军凑一块儿说的是官话，咱一张嘴，人家就知道是‘外乡人’。”

这话戳中了杨朝纶的痛处。滇军在东北战场本就不受待见，被划归到廖耀湘的新六军旗下，人家根本不把他们当自己人。派来的两个少将高参，明着是协助，暗着就是监视。

有回开军事会议，杨朝纶提了个防御建议，廖耀湘却眼皮都没抬：“你们滇军懂什么？守好自己的阵地就行。”

憋着这股气，杨朝纶更想做出点样子。可命运偏要跟他开玩笑。1946年5月，鞍山、海城一带打了起来，东北民主联军攻势猛烈，184师551团在鞍山被全歼。消息传到海城，师长潘朔端连夜召集干部，一咬牙：“咱不干了！跟共产党走，反内战！”

这一下，550团炸开了锅。杨朝纶在帐篷里转圈，心里像有俩小人打架：跟着潘朔端起义？可自己好不容易才当上团长，万一将来站错队，前程就没了。正犹豫呢，杜聿明的电报来了，说只要他守住大石桥，等援军到了，就升他当184师师长。

“师长”俩字像块肥肉，勾得杨朝纶忘了潘朔端的老情面。他一拍桌子：“给我打！”结果没撑几天，民主联军就攻到了团部门口。士兵们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枪，杨朝纶躲在柴火堆里，被搜出来的时候，冻得直打哆嗦，活像只受惊的兔子。

按说当了俘虏，日子不会好过。可杨朝纶运气好，潘朔端念在旧情上，在民主联军面前替他说了不少好话：“朝纶就是一时糊涂，他抗战的时候还是很勇敢的。”民主联军那会儿正争取滇军将领，见潘朔端担保，也就顺水推舟，不仅没处置他，还让他当了改编后的184师副师长。

杨朝纶嘴上说着“感谢不杀之恩”，心里却还惦记着杜聿明的承诺。他看着副师长的委任状，总觉得这官帽戴得不称手。在他眼里，这可不如国民党给的“师长”实在。

1946年冬天，国民党军进攻南满，民主联军决定向临江转移。杨朝纶瞅准机会，趁着部队转移混乱，偷偷召集了一千多亲信，连夜往国统区跑。

跑的时候，他还不忘放狠话：“共产党待我再好，也给不了我想要的。”可到了杜聿明那里，他才发现自己想简单了。国民党那边早就重建了184师，师长是陈开文，压根没他的位置。杜聿明见他带了人来，表面上客客气气，给了个“少将参议”的虚职，实际上把他晾在了一边。

杨朝纶这才明白，自己成了人家棋盘上的弃子。他在沈阳街头溜达，看着昔日同僚一个个升官发财，心里不是滋味。有回喝醉了，他跟身边人念叨：“我这算啥？从共产党那边叛逃，到了这边又不受待见，活像个两头不讨好的傻子。”

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局势越来越糟，陈开文的184师在梅河口被全歼。这时候，杜聿明又想起了杨朝纶，把他叫来说：“给你个机会，再建一个184师，你当师长。”杨朝纶一听，眼睛都亮了。

他以为这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却没想想，手里的兵都是些打散的残部，武器更是凑不齐，怎么能赢得了？

新组建的184师被派到天津，归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杨朝纶到了天津，看着手下这帮穿着五花八门军装的士兵，心里直发虚。他想效仿当年滇军的威风，每天天不亮就吹号练兵，可士兵们稀稀拉拉，有的还在底下嘀咕：“这云南来的师长，能行吗？”

1949年1月，解放军包围天津。陈长捷下了死命令，让杨朝纶守住西南角。杨朝纶站在城楼上，望着城外黑压压的解放军，腿肚子直打转。他组织军官们开会，拍着桌子喊：“咱184师是有血性的，就算拼到最后一人，也不能丢了滇军的脸！”可话刚说完，就有军官偷偷溜走，投奔了解放军。

城破那天，杨朝纶想学着上次那样逃跑，结果刚翻出城墙，就被解放军逮了个正着。这是他第二次当俘虏。审讯的时候，他直接说：“我知道自己罪该万死，要杀要剐，给个痛快。”

没想到，解放军还是没杀他。那会儿正争取卢汉起义，考虑到杨朝纶是滇军出身，把他送回了云南，想让他看看家乡的变化，说不定能回头是岸。

回到云南的杨朝纶，本应安分守己。可他骨子里那股“官迷”劲儿又上来了。1949年12月，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杨朝纶也跟着签了字。可没过多久，他听说国民党残部要反攻昆明，又动了歪心思。他觉得这是自己“立功”的机会，又偷偷联系旧部，想在城里做内应。

结果，国民党残部没打进来就跑了，杨朝纶的小动作却被昆明军管会发现了。1950年初，他第三次被抓，送到了陈赓面前。

陈赓看着这个“老熟人”，哭笑不得。开会的时候，他跟已经成为昆明市长的潘朔端说：“这杨朝纶，真是把起义叛变当成唱戏了，演完一出又一出。”潘朔端叹了口气：“当年我就不该保他，这人野心太大，喂不饱。”

大伙儿讨论怎么处置他，有人说直接枪毙，免得再折腾；有人说留着，给其他摇摆不定的将领做个样子。陈赓琢磨了半天，说：“杀了他，显得咱没气度；放了他，又怕他再闹。先关起来，看看能不能教育好。”

可杨朝纶在牢里也不安分，整天喊着“我要见潘朔端”，说自己是被人蛊惑的。潘朔端去看他，他扑通跪下，哭着说：“老首长，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以后踏踏实实做人。”

潘朔端看着他，想起当年在滇军一起抗日的日子，心里不是滋味，可嘴上还是硬的：“机会给过你多少次了？路是你自己选的。”

1950年，昆明军管会召开公审大会。杨朝纶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腿都软了。潘朔端宣读他的罪状：多次叛变，勾结国民党残部，破坏起义……每一条都让他抬不起头。

最后，法庭判了他死刑。临刑前，杨朝纶要求见潘朔端最后一面。两人隔着铁窗，沉默了半天。杨朝纶才开口：“老首长，我这辈子，就毁在‘官’字上了。要是当年跟着你安安稳稳起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潘朔端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