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下台前，担心中美共管世界，点名美国，中国重申立场

哈喽，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苍聊时事栏目。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已满十年，即将正式告别这一全球最具象征意义的职务。

就在其任期进入最后阶段之际，他发表了一段极具分量、也值得反复咀嚼的讲话——他罕见地将中国与美国并列点名，并坦率指出：自己最深切的忧虑，并非某一方实力是否持续上升，而是人类社会正悄然滑向一种“中美双头主导”的治理幻觉。

当前联合国系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多重压力：财政缺口持续扩大、局部战争延宕不休、人道灾难频发叠加，而与此同时，主要力量在制度规则与机构职能上的博弈日趋白热化，多边体系的根基正被悄然撬动。

1月29日，古特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阐明立场，既严厉批驳单边行动倾向，也清晰划出红线——坚决抵制将全球事务交由两个国家闭门磋商、再行通报的运作逻辑。他所坚持的核心主张是：国际秩序的合法性，既不能源于单一国家意志的强行输出，也不应降格为两大国私下协调后的“打包决议”。

他在发言中首先聚焦于单边主义与霸权思维对现行体系的侵蚀效应。他明确指出，部分大国日益习惯以自身标准覆盖国际共识，将多边平台工具化：合意则用、不合意则弃，甚至绕开《联合国宪章》另起炉灶，把本应普遍适用的国际法变成可选择性执行的“菜单项”。

此类操作不仅削弱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机制的公信力，更令广大中小国家陷入制度性不安——当规则不再具有稳定性与可预期性，主权平等便沦为纸面承诺。

但话锋一转，他随即提出另一重深层警醒：警惕所谓“中美联合掌舵”的路径依赖。他的潜台词十分清晰——即便美方相对影响力有所收缩，也不意味着全球治理可以简化为一场双边谈判，再由其他成员被动接受结果。

这种模式本质上违背《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基石，极易诱发阵营式站队，使国际社会重新陷入零和对抗的旧轨道，甚至催生结构化的权力分割格局。

他之所以着重强调这一点，正是因为当下确有相当数量的政策圈层与舆论场，正将中美关系视作解构世界难题的“总开关”，笃信只要两国达成共识，气候、贸易、安全等重大议题即可迎刃而解。

然而在他看来，这种认知本身即构成系统性风险：它无形中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决策进程之外，使多边协商机制形同虚设；更危险的是，它可能使国际规范蜕变为少数行为体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一旦此类逻辑固化，联合国的存在价值将进一步稀释，而冲突管控也将失去统一框架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近期一系列动作正加剧这种结构性担忧。随着特朗普政府重返外交前台，其推动构建新型治理架构的意图愈发明显——该架构被外界解读为有意疏离现有联合国体系，转而打造一个更具排他性、更易受美主导的替代性平台。

这一构想常被概括为“平行治理体系”：入盟门槛严苛、成员规模有限、决策链条高度集中。其实际效果，是将联合国逐步边缘化，使全球治理从“所有国家共同参与”退化为“核心圈层内部拍板”。

回溯多年实践，美方对多边机制的态度始终呈现鲜明特征：频繁退出关键国际协定、削减对联合国机构的实际投入、反复质疑多边合作效能，高举“美国优先”旗帜，认定多边框架成本高昂、响应迟滞、束缚本国战略自主。

这种思维定势直接导向行动偏好：更信赖小范围联盟、封闭式俱乐部及一对一交易，而非依托联合国展开广泛协商。这对联合国而言，不仅是政治代表性的削弱，更是现实运转能力的重创——毕竟美方仍承担着最大份额的常规会费与维和摊款义务。

当大国在资金供给与制度设计两个维度同步施压，联合国维持基本稳定的能力便面临严峻考验。在此背景下，中方的公开表态自然引发高度关注。

1月26日，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国际法治专题会议上郑重申明：坚持不另起炉灶、不搞制度替代。这一定调，直指当前围绕“中美共治”的种种猜测，亦向国际社会释放明确信号：中国的崛起并非要推倒重建联合国体系，而是致力于在既有框架内推动规则落地、机制优化与公平实施。

从具体实践看，中国是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在维和行动、发展援助、气候履约等领域均保持高强度投入。

中方长期援引《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主张通过多边渠道化解分歧、处理争端。相较美方在多边参与上的反复摇摆，中方更注重制度连续性与规则韧性，强调治理方案需兼顾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诉求。正因如此，“不另起炉灶”这一表述，被多数观察者视为对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实质性背书。

那么，为何古特雷斯仍须将“中美共管”列为必须抵制的方向？根源在于该理念已在部分国家形成真实政策牵引力。

面对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能源供应链断裂、增长动能减弱及区域安全失序等复合型挑战，不少国家渴望尽快建立高效协调机制，因而寄望于中美高层达成某种全局性安排。

但古特雷斯清醒意识到，此类捷径蕴含深远代价：它会将世界拉回历史上的势力范围划分逻辑，压缩中小国家的话语空间；表面缓和的紧张关系，实则只是暂时压制而非根本解决——被排除在协商之外的力量，终将以其他形式寻求再平衡。

更关键的是，中美在治理哲学与操作路径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美方主导的多数倡议往往嵌套严苛前提与排他条款，突出阵营归属、同盟绑定与规则解释权垄断；中方则一贯倡导无附加条件的合作，重心落在共同发展、互联互通与务实共赢之上。

这两种范式难以在“共管”框架下真正兼容。即便双方在个别领域达成临时性默契，也极难演化为具备普适性、可持续性与可复制性的全球治理范式。

由此，古特雷斯反复重申的核心命题愈加清晰：国际秩序既不可托付于单边强权，亦不可交付于双边密室。

唯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出路，仍是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在联合国宪章精神指引下，通过包容性协商凝聚规则共识，依靠集体行动落实责任分担。否则，世界将加速碎片化，主权平等原则将被持续架空，国际法也将日益丧失约束效力。

由此观之，他的忧思并非针对特定国家，而是指向一种正在蔓延的制度性趋势：越来越多的大国倾向于绕过联合国开展协调，越来越多的议题被纳入封闭式小圈子议程，越来越多的全球性挑战被简化为大国间的利益交换与筹码博弈。

倘若2026年的国际格局仍沿着这一轨迹演进，所面临的风险远不止于联合国机构被架空——更现实的威胁在于：有效冲突预防与危机调解机制将不断萎缩，误判与摩擦升级的概率显著上升，众多中小国家的发展空间与安全底线将遭受系统性挤压。

归根结底，古特雷斯在卸任前夕加重语气、提高声调，实则是向世界各国发出一道庄重提醒：必须共同捍卫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拒绝重回“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拒绝默许少数国家代行全球决策权，坚定守护多边主义的生命线。唯有如此，《联合国宪章》所承载的平等、正义与合作理想，才不会沦为空洞口号，人类共同未来的治理图景，才不至于陷入更深的混沌与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