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0岁相亲，她说自己干干净净没谈过恋爱，我却想起亡妻的秘密

公园的相亲角，梧桐叶子开始泛黄。

我隔着几步远，看着肖玉梅。

她穿一件半旧的米色开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我这辈子，”她声音平稳，像在陈述天气，“干干净净，没谈过恋爱。”

周围有些嘈杂，但这几个字清晰无比地钻进我耳朵里。

我心里那根绷了许久的弦，就在那一刻，“啪”地断了。

不是释然，是尖锐的警报。

我看着她平静得近乎空白的眼睛，胃里一阵翻搅。

借口突然想起炉子上还坐着水，我几乎是从她面前逃开的。

走出很远，那句“干干净净”还在耳边嗡嗡作响。

它没有带来安心，反而像一把钥匙。

咔嚓一声，捅开了我锁在心里、连自己都不敢细看的某个角落。

那里藏着一些东西。

一些关于我已故妻子吕淑英的东西。

一些我以为不存在，却又隐隐觉得无处不在的东西。

01

妻子淑英离开半年后，我开始觉得家里有些不对劲。

不是那种闹鬼的不对劲。

是更细微，更难以言说的东西。

比如，我书桌左边第二个抽屉。

我习惯把没用完的信纸、过期票据、几支备用笔放在里面。

抽屉拉开的角度，永远是三十度左右，露出一小截白色信纸边缘。

那天下午，我拉开抽屉找邮票。

信纸的边缘不见了，抽屉被多拉开了大约十度。

东西一样没少，邮票就在老地方。

但我盯着那多出来的十度空间，看了很久。

我甚至蹲下身，检查了地板和抽屉滑轨。

没有异物，滑轨顺滑。

是我早上取东西后没推到位吗？

我仔细回想。

早上我只开了最上面的抽屉拿老花镜，根本没碰这个。

类似的情况，后来还出现过两次。

一次是我放在床头柜里的那本《宋词选》。

书签夹在苏轼的《江城子》那一页，那是淑英以前常念的。

隔天再看，书签往后挪了李煜的一首词。

我拿着书，手指在书页边缘摩挲，纸页很平滑。

另一次，是厨房碗柜最上层的一个搪瓷杯。

杯把的方向，朝里变成了朝外。

那个杯子是淑英以前喝药用的，很久没动了。

我问过对门的张阿姨，有没有借过备用钥匙，或者看到生人。

她摇头，说这栋楼安全得很，又拍拍我肩膀。

“老谢，是不是一个人待久了，想多了？”

我想，也许真是我想多了。

淑英走后，这六十平米的空间陡然变大，又陡然变空。

每样东西都停留在她最后摆放的位置。

我的活动轨迹固定在卧室、书房、厨房和阳台之间。

像钟摆，精准而孤独。

直到那根书签，那个杯把，那多出来的十度抽屉角度。

像平静水面下，看不见的暗流。

轻轻搅动着我自以为稳固的秩序。

我走到淑英的梳妆台前。

镜子蒙了一层薄灰，映出我有些花白的头发和怔忡的脸。

台面上什么也没有。

左边的抽屉上了锁，一直锁着。

钥匙呢？

淑英从没给过我，我也从没问过。

02

退休后的日子，是用秒针一格一格数过来的。

六点起床，洗漱，熬一小锅粥。

七点，坐在餐桌前，就着酱菜喝粥。

对面是空椅子。

碗勺碰撞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响。

七点半，打开收音机，调到戏曲频道。

咿咿呀呀的声音填满屋子，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九点，戴上老花镜，开始看书，或者临帖。

墨迹在宣纸上洇开，像化不开的心事。

女儿谢敏的电话，通常在周末晚上打来。

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她的声音带着掩饰不住的疲倦和遥远。

“爸，吃饭了吗？”

“吃了。”

“身体怎么样？”

“还好。”

“钱够用吗？”

“够。”

“妈的东西……你收拾得怎么样了？”

“慢慢来。”

然后便是沉默，电流声细微地滋啦作响。

我们都小心避开某些话题。

比如她母亲最后那段日子，比如她为什么一年只能回来一次，比如我们之间越来越宽的沟壑。

她更像在履行一项义务，而我，不知该如何回应这种疏淡的关心。

“那就好，”她总是这样说，“那你多保重，我有空再打给你。”

电话挂断，屋子重新陷入寂静。

比通话前更深的寂静。

张阿姨就是在这时，更频繁地敲响我的门。

有时端来一碗自己包的饺子，有时只是一把新摘的小葱。

她坐在沙发边上，话里话外绕着圈子。

“老谢啊，你看你这屋子，收拾得是干净，可也太冷清了点。”

“淑英走了，你也得往前看不是？”

“才六十，日子还长着呢。”

我嗯嗯啊啊地应着，给她续上茶水。

直到上个周末，她终于把话挑明。

“咱们社区老年活动中心，下周四有个联谊，其实就是相亲会。”

“你去看看嘛，就当散散心，认识几个朋友也好。”

我放下茶杯，陶瓷底座碰在玻璃茶几上，轻轻一响。

“张大姐，我……我没那个心思。”

“淑英才走半年。”

张阿姨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眼神里却有种过来人的笃定。

“老谢，我晓得你跟淑英感情好。”

“可人活着，总得有个伴儿，说说话，知冷知热。”

“你先去看看，不成也没损失，对不对？”

她没给我再拒绝的机会，摆摆手走了，留下一句“周四上午九点，别忘了”。

我坐在沙发上，没开灯。

窗外天色渐暗，家具的轮廓模糊起来，像沉在水底。

淑英的照片还挂在墙上，在暮色里静静微笑。

那笑容温婉，熟悉，此刻看去，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03

周六上午，阳光很好。

我决定开始整理淑英的衣物。

衣柜里，她的衣服按季节挂得整整齐齐，大多是素色，质地柔软。

仿佛还带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混合了药皂和阳光的味道。

我一件件取出来，叠好，放进准备好的纸箱里。

动作很慢，像在进行某种迟缓的仪式。

叠到一件浅灰色的开司米开衫时，我的手停住了。

这是她最后那段时间常穿的，袖口有些磨毛了。

我记得她穿着它，靠在床头，就着台灯微弱的光看药品说明书。

侧脸安静，嘴唇微微抿着。

我把脸埋进毛衣里，深深吸了口气。

味道已经很淡了，几乎被樟脑丸的气息覆盖。

心头涌上一阵钝痛，并不尖锐，却闷得人喘不过气。

整理完衣柜，轮到梳妆台下面的小柜子。

里面是一些零碎物品：几把旧梳子，褪色的发卡，半盒没用完的雪花膏。

还有几本相册，压在底下。

我搬出相册，摊在地上，一页页翻看。

大多是我们和谢敏的合影，从黑白到彩色，时间流淌的痕迹清晰可见。

淑英在照片里总是微微笑着，挽着我的胳膊，或者搂着女儿。

看起来很幸福。

很标准。

翻到最后一本相册时，封面的扣子有些松了。

我拿起它，觉得比别的稍厚一些。

仔细摸了摸封面内衬，边缘处有极其细微的鼓起。

我用指甲小心地沿着边缘刮了刮，一层很薄的夹层纸被掀开一角。

里面滑出一张照片。

黑白，四寸大小，边角已经磨损泛黄。

照片上是年轻的淑英，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

她穿着那个年代常见的格子衬衫，背带工装裤，扎着两根麻花辫。

脸上笑容明朗，眼睛亮晶晶的，是我记忆中她年轻时少有的、毫无阴霾的笑容。

她身边站着一个年轻男子。

个子很高，穿着同样款式的工装，没看镜头，而是微微侧头看着淑英。

一只手随意地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似乎想抬起来，最终只是虚握成拳。

两人之间隔着一拳的距离。

既不亲密，也不疏远。

照片背面，用蓝色墨水写着一行小字，字迹娟秀，是淑英的笔迹：“1976.10.03于青石滩”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青石滩。

我捏着照片，指尖冰凉。

一九七六年秋天，我和淑英已经经人介绍认识，开始通信了。

如果没记错，那年国庆，她跟我说，她要去邻市参加一个为期一周的护理技术培训。

培训地点，根本不是青石滩。

04

周四上午，我还是去了社区活动中心。

张阿姨等在门口，看见我，眼睛一亮，快步迎上来。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她把我领进多功能厅。

里面已经坐了二三十位中老年人，男女大约各半。

桌椅摆成几个小圈，人们三三两两坐着，交谈声嗡嗡的，气氛略显尴尬又有些期待。

空气里有旧衣服洗净后的皂角味，淡淡的头油味，还有水果糖的甜腻。

我被安排在靠窗的一个小圈，对面坐着一位姓陈的女士。

她看起来比我小几岁，烫着卷发，穿着暗红色的外套，说话语速很快。

我们聊了聊退休前的职业，她原来是工厂的质检员。

聊了聊子女，她的儿子在南方做生意。

聊了聊平时的爱好，她喜欢跳广场舞。

对话流畅，但像隔着一层透明的膜，触碰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

陈女士似乎对我还算满意，话头渐渐多起来。

“谢老师，您这气质一看就是文化人，家里肯定也收拾得利索。”

“我这人吧，没啥大要求，就图个踏实，安安稳稳过后半辈子。”

她往前倾了倾身子，压低声音。

“不瞒您说，我之前也见过两个，都不太合适。”

“一个呢，老是惦记着前头那个，屋里啥都不让动。”

“还有一个，关系太复杂，子女呀，以前的账目呀，扯不清。”

她摇摇头，一副深受其扰的样子。

“我就想找个清清爽爽的，没那么多牵绊，历史简单点的。”

历史简单。

这四个字钻进我耳朵里，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

我看着陈女士期待的眼神，她希望我认同，或者说，希望我证明自己符合这个标准。

我端起面前一次性纸杯，喝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水。

水有点苦。

放下杯子，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直，没有什么起伏。

“陈女士，你说得对。”

“其实，我也希望对方……历史能简单清白些。”

“像我和我过世的妻子，都是很传统的人，一辈子感情很纯粹。”

陈女士脸上的笑容顿了一下。

她看着我，眼神里那点热切的光，慢慢冷却，转为一种打量，甚至是一丝不易察觉的愕然。

“谢老师，”她往后靠了靠，手指无意识地捻着外套的扣子，“你这话说的……”

“这年头，谁还没点过去呢？”

“太简单了，反而……”

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太简单了，反而显得不真实，或者，乏味。

我们又勉强坐了几分钟，聊了几句天气。

然后她客气地说要去那边跟一个老姐妹打个招呼，起身离开了。

张阿姨很快凑过来，坐在陈女士空出的位置上。

“怎么了？我看小陈刚才脸色不太对。”

我把刚才的对话简单说了说。

张阿姨听完，皱着眉，拍了一下大腿。

“哎哟我的老谢！你呀！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跟人说这个的！”

“什么历史清不清白，这不成审问了吗？”

“人家会觉得你这人计较，不好相处！”

我看着张阿姨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不是审问。

我只是……我只是忽然觉得，那似乎成了我唯一能抓住的，衡量安全与否的标尺。

在那个藏着陌生男人照片的家里。

在我对妻子那段看似无瑕的过去，开始产生隐秘怀疑的此刻。

05

那张从相册夹层里掉出来的照片，被我夹回了原处。

我没有再动它。

但它的存在，像一粒投入静水的石子。

涟漪持续扩散，扰乱了原本清晰的倒影。

我开始更仔细地回想与淑英有关的细节。

尤其是我们相识之初。

一九七六年，我还在县中学代课，她是镇卫生所的护士。

经一位老教师介绍，我们开始通信。

她的字写得秀气，话不多，但每封信都回得认真。

信里谈工作，谈读过的书，谈对未来的憧憬。

温婉，克制，符合我对一个理想伴侣的所有想象。

我们见面次数不多，每次她都穿着整洁的护士服，或者素净的便装。

说话轻声细语，总是微微垂着眼。

我那时觉得，她是那样干净、单纯的一个人。

像一张白纸，等着我一同描绘未来的画卷。

现在，这张“白纸”背后，似乎还藏着另一幅模糊的素描。

青石滩。那个陌生男子。

我试图从记忆的角落里搜寻关于“青石滩”的信息。

好像听谁提过，那是邻县一个河边的小地名，有些偏僻，以前有个小渡口。

淑英去那里做什么？

那个男人是谁？工友？同学？还是……

我甩甩头，制止自己再想下去。

揣测亡者，尤其是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让我感到一种近乎背叛的羞愧。

可怀疑的种子一旦落下，就会自己生根。

周末，谢敏照例打来电话。

依旧是那几句程式化的问候。

我听着她声音里的倦意，忽然打断她。

“小敏。”

“嗯？”

“你妈……你妈妈年轻的时候，就是跟我认识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特别的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特别的事？指什么？”

“比如，比如她工作上的，或者……认识的朋友之类的。”

谢敏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警惕。

“爸，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就是整理你妈东西，想起些旧事，随便问问。”

“哦。”她又顿了顿，“妈很少提以前的事。你知道的，她性格就那样，不太爱说自己的事。”

“我记得……”她似乎在努力回忆，“好像有一次，我上中学的时候，问她有没有谈过恋爱，除了你。”

“她怎么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傻孩子，问这个干嘛，都是过去的事了’。”

“就这些？”

“嗯，就这些。后来我再没问过。”

谢敏的语速快了些。

“爸，你是不是一个人太闷了？要不……要不我看看能不能申请年假，回来一趟？”

“不用。”我立刻说，“你工作忙，不用特意回来。我挺好的。”

挂掉电话，我站在窗前。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几只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跳来跳去。

谢敏的回答，含糊其辞，更像是一种本能的回避。

她似乎也知道，或者感觉到，母亲有一段不愿触及的过去。

而这个过去，被淑英，也许也被女儿，心照不宣地封存了起来。

只留给我一个看似圆满、实则布满细微裂隙的壳。

我转身，目光落在淑英梳妆台那个上锁的左边抽屉上。

那里面的，会不会就是填补裂隙的东西？

或者，是让裂隙彻底崩开的东西？

06

第二次去相亲角，是个阴天。

张阿姨没陪我，她孙子病了。

“你自己去看看，就当溜达，别太实心眼儿。”她叮嘱我。

相亲角在人民公园东侧一片林荫道上。

树上挂，绳上晾，地上摆，密密麻麻都是“简历”。

白纸黑字，简单写着年龄、退休前职业、经济情况、子女状况、对对方的要求。

像一场无声的、大型的自我陈列与筛选。

人多，声音嘈杂。

我慢慢走着，看着那些或直白或含蓄的文字，感觉有些荒诞。

活了大半辈子，最后竟要用这种方式，把自己拆解成几个干巴巴的条款，等待被挑选或挑选别人。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看到了肖玉梅。

她独自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身边没有摆放任何纸片。

穿着浅灰色的棉布外套，黑色长裤，一双干净的平底布鞋。

手里拿着一个磨得发亮的旧保温杯。

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平静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又好像什么都没看。

我和她的目光偶然对上。

她微微颔首，幅度小得几乎看不见。

我不知怎的，也点了下头。

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朝我这边走了过来。

“您好。”她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晰。

“您好。”我应道。

我们简单交换了基本情况。她五十八，退休会计，独居，一个女儿在外地成家了。

对话很平淡，像白开水。

直到她问我：“您对……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想法吗？”

我想起上次陈女士的反应，话在嘴边打了个转。

“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希望两个人能互相陪伴，简单踏实。”

她点点头，双手捧着保温杯。

“我也是。”

沉默了一会儿，她抬起眼，目光很坦然，直接看向我。

“有些话，我想先说在前头。”

“我这辈子，没结过婚。”

“年轻时候家里弟妹多，条件不好，要帮着撑家。”

“后来母亲瘫痪，一照顾就是十几年。”

“等老人走了，自己也这个年纪了。”

她停顿了一下，手指轻轻摩挲着杯壁。

“所以，我没什么复杂的关系，也没那些……感情上的纠葛。”

“干干净净一个人。”

她说到“干干净净”四个字时，语气没有任何波动。

不像强调，也不像炫耀，更像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

一个与她血肉剥离的、干巴巴的事实。

可正是这种过分的平静，这种急于呈递出来的、毫无瑕疵的“清白”，像一根冰锥，猝不及防地刺进我的胸口。

太干净了。

干净得不留一丝活人的气息，干净得像一个精心打磨过的谎言。

我忽然想起淑英。

想起她温婉的笑容，想起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妥帖周到。

想起那夹层里的照片，想起女儿含糊的回答。

我的淑英，在世人眼中，在我心中，不也是“干干净净”、“感情纯粹”的吗？

可那照片，那可能的秘密，又算什么？

我看着肖玉梅。

她依旧平静地回望着我，等待我的反应。

我喉咙发干，心脏在肋骨后面不规律地撞着。

眼前这张坦诚的脸，和我心中那个开始出现裂痕的完美形象，诡异地重叠、交错。

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极力维护，却又开始崩塌的某种东西。

“对不起，”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哑。

“我……我突然想起家里炉子上还坐着水，忘了关火。”

这个借口拙劣得可笑。

肖玉梅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平静的湖面似乎掠过一丝极浅的涟漪。

是疑惑？还是了然？

她没有追问，只是点了点头。

“那您快回去吧，安全要紧。”

我几乎是仓促地转身，挤开人群，快步朝公园外走去。

后背能感觉到她的目光，淡淡的，落在上面。

像一片秋天的叶子。

07

回到家，炉子上当然没有烧着的水。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我坐在淑英梳妆台前，盯着那个上了锁的左边抽屉。

锁是那种老式的黄铜小锁，已经有些暗沉。

钥匙。

淑英会把钥匙放在哪里？

她是个细致的人，重要的东西都有固定的地方。

我站起身，开始在屋里可能的地方寻找。

她的针线盒，旧钱包，存放重要证件的小铁盒，甚至她冬天大衣的口袋。

都没有。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梳妆台本身。

这是一个有年头的老式梳妆台，木质厚重，镜子两旁的雕花里积着薄灰。

我蹲下身，仔细检查抽屉下方、侧面，台面与镜框的接缝处。

手指在雕花凹凸不平的纹路里摸索。

在右侧最下方一个向内卷曲的叶片状雕花背面，我触到了一个极小的、用胶布固定住的硬物。

小心撕下胶布，一把小小的、有些锈蚀的铜钥匙躺在我的手心。

我的手有点抖。

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拧。

“咔哒。”

很轻微的一声，锁开了。

我拉开抽屉。

里面东西不多。

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旧信件，几本更早的工作笔记。

最下面，压着一本深蓝色硬壳封面的笔记本。

封面没有任何字样，边角磨损得厉害。

我拿起它，很轻。

翻开第一页，是淑英熟悉的字迹，日期是“1975.4.12”。

开始的记录很琐碎，多是工作上的事，学习心得，偶尔有几行对家里情况的忧虑。

直到一九七六年初，一个名字开始频繁出现。

“靳远”。

“今天和靳远一起被派去青石滩卫生点支援，路上他讲了几个笑话，差点从自行车上笑下来。”

“靳远的缝合技术真好，又快又平整，我要多学学。”

“他说我太闷了，应该多笑笑。他说我笑起来好看。”

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轻快的、属于少女的雀跃。

是我从未在淑英身上，或者说，从未在她向我展现的那一面中，看到过的鲜活。

一九七六年夏天，记录变得稠密，情感也更加直白。

“我知道这样不对。我有婚约了，虽然是家里定的，谢老师人很好……可是，可是我控制不住想见他。”

“今天在河边，他拉了我的手。我挣开了。心跳得好厉害。”

“他说想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去南边，听说那里机会多。”

“我动摇了。真的动摇了。”

看到这里，我呼吸有些困难，仿佛亲眼目睹了另一个陌生的淑英。

在道德与情感间挣扎，鲜活而痛苦的淑英。

转折出现在一九七六年九月末的一篇。

字迹有些凌乱，墨水晕开了一小片。

“妈咳血了，送去县医院，诊断是肺结核晚期。爸蹲在走廊抹眼泪，弟弟妹妹还小。”

“家里的天塌了。”

“靳远来找我，在卫生所后面的小树林。他还是想走。”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有光，有对未来的期盼。可我的眼前，只有医院惨白的墙，妈瘦得脱形的脸，还有弟妹惶恐的眼神。”

“我跟他说，我不走了。”

“他急了，问我为什么。我说不出为什么。我能说什么？说我家垮了，我需要留下扛着？说我的婚约对象是个老师，也许能帮衬家里？”

“他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最后他说，‘淑英，我懂了。’”

“他走了。没有回头。”

“我的心像被掏了一个大洞，呼呼地漏着风。可是我不能哭。妈还需要医药费，弟弟的学费还没着落。”

“谢老师的信又来了，很诚恳。他说他托人问了，县中学可能需要校医助理，也许可以推荐我试试。”

“这像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也像是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我回信答应了。”

日记在这里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开始，已经是一九七七年春天，记录简短，语气平静得近乎麻木。

“和谢老师领证了。很简单。他话不多，但眼神温和。”

“妈还是走了。没能熬过冬天。”

“新工作还行。谢老师，现在该叫武贵了，对我家人很照顾。弟弟的工作是他帮忙联系的。”

“今天看到靳远以前常用的那种蓝墨水，发了一会儿呆。都过去了。”

再往后，日记变成了断续的、零星的记录。

关于工作，关于我的身体，关于女儿小敏的成长。

那个叫“靳远”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过。

仿佛从未存在过。

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没有文字。

只夹着一小片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边缘参差不齐。

纸上是用钢笔仔细誊写的一段文字，字迹工整，但笔画略显僵硬，像是绷着极大的情绪抄录的。

看起来，像是一段对话的转录。

08

那段转录的文字，像一截冰冷的铁链，缠住了我的呼吸。

“（磁带开始部分有噪音，模糊）”

“……淑英，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我不甘心。”

“靳远，别说了。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一句对不起就完了？我们当初说好的……”

“当初是当初！靳远，我妈病了，我爸身体也不好，弟弟妹妹要吃饭、要上学！我要是跟你走了，我家就散了！谢老师他……他能帮我家！”

“他能帮你家，所以你就选他？淑英，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

“（短暂的沉默，有压抑的抽泣声）”

“……算我求你了，靳远，忘了我吧。你就当我……当我从来没出现过。”

“你说得轻巧！淑英，我的心也是肉长的！你让我怎么忘？”

“（声音更低，更哑）那你要我怎么办？跟你走，看着我爸妈倒下？看着我弟妹失学？靳远，我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

“（长长的沉默，只有粗重的呼吸声）”

“……好，好。吕淑英，你够狠。”

“我认了。就当是我靳远瞎了眼，看错了人。”

“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就祝你……祝你跟他，白头偕老。”

“（脚步声，快速远离）”

“靳远！”

“（脚步声停住）”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辈子，是我欠你的。”

“（没有回应。脚步声再次响起，渐渐消失。只剩下断断续续的、极力压抑的哭声。）”

“（磁带结束）”

我捏着那张纸，指关节绷得发白。

耳边似乎真的响起了那早已湮没在岁月里的对话声。

年轻人的愤怒、绝望、被背叛的痛苦。

年轻女人的挣扎、愧疚、走投无路的哀泣。

那么真切，那么鲜活。

和我记忆中温婉、安静、总是带着浅笑的淑英，截然不同。

却又奇异地拼合成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人。

一个会软弱，会动摇，会为家庭牺牲爱情，也会因此背负一生愧疚的人。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原来这就是她“干干净净”的历史背后，藏着的真相。

一段无疾而终的初恋，一个现实碾压下的选择，一份深埋心底的歉疚。

而我这“历史清白”的丈夫，从头到尾，既是她困境中的浮木，也成了她情感上的枷锁。

我想起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温柔体贴。

想起她对我家人、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那里面，有多少是爱？

有多少是感激？

又有多少，是赎罪般的补偿？

日记本里没有答案，录音转录里也没有。

只有那沉重的、贯穿了她后半生的“对不起”。

我睁开眼，目光落在那个空了的抽屉。

磁带。

那卷录音带的实体，在哪里？

淑英会把它藏在哪里？

一个她认为最安全，最不可能被我触及的地方。

我环顾四周，最后，视线定格在衣柜顶部那个落满灰尘的旧帆布包。

那是她早年上班用的护士包，很旧了，边缘磨损，颜色发白。

搬了几次家都没扔，她说留着装装旧物。

我踩上凳子，把它取下来。

分量不轻。

打开，里面是一些陈年的旧工作服、听诊器、几本卷边的护理手册。

我把东西一样样拿出来。

包的内衬是深蓝色的厚布，缝线很密。

我用手仔细地摸索内衬的每一寸。

在底层靠近侧面的位置，指尖触到一块略硬的、长方形的突起。

很小，很薄。

内衬在这里被巧妙地缝出了一个隐蔽的夹层。

我找来小剪刀，小心地拆开缝线。

手指探进去，触到了一个冰凉、光滑的塑料硬壳。

拿出来，是一盒老式磁带。

深灰色的磁带盒，上面没有标签，只有长期摩挲留下的细密划痕。

我捏着这盒磁带，仿佛捏着一颗沉寂了多年的心脏。

它安静地躺在我手里，却沉重得让我几乎无法承受。

09

再次见到肖玉梅，是在城西的静湖公园。

离我家和那个相亲角都远。

我那天没什么目的地，只是不想待在家里，就随便上了一趟公交车，坐到终点站。

静湖公园人很少，深秋的湖水泛着灰蒙蒙的光。

我就沿着湖岸慢慢走，脑子里空空的，又似乎塞满了东西。

然后，在湖心亭旁边的长椅上，看到了她。

肖玉梅坐在那里，面对着湖水，背影单薄，一动不动。

像一尊沉默的雕像。

我停下脚步，犹豫着是该悄悄走开，还是……

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回过头。

看见是我，她脸上掠过一丝讶异，随即恢复平静，甚至微微点了点头。

我走了过去。

“肖……肖女士。”

“谢老师。”她往长椅另一头挪了挪，让出位置，“这么巧。”

我在离她半米远的地方坐下。

中间隔着一段恰当的距离。

两人都没说话，看着被风吹皱的湖水。

“那天，”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像自言自语，“我是不是吓到你了？”

我摇摇头，又想起她没看我，便说：“没有。是我自己……有点失态。”

她笑了笑，很淡的笑。

“我知道我那话，听起来有点怪。”

“可有时候，把最难堪的底牌先亮出来，反而省事。”

“省得别人猜，也省得自己……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我侧过脸看她。

她的侧脸线条清晰，眼角有很深的皱纹，嘴唇抿着，透着一种认命般的坚韧。

“你母亲……病了十几年？”我问。

“嗯。类风湿，后来瘫痪在床。我爸走得早，我是大姐。”

她说得简洁，没有渲染苦难。

“最难的时候，弟弟要结婚，家里腾不出房，我带着我妈住过几年单位的宿舍，单间，用帘子隔开。”

“那时候也有人介绍对象，一听这情况，就没下文了。”

“后来慢慢也就不想了。专心照顾我妈，等她走了，我也习惯了。”

“干干净净，”她重复了这两个字，这次带上了点自嘲的意味，“听着好听。其实就是没人要，也没精力要别人。”

“像一张白纸，不是不想画，是没机会画，也不敢画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

“谢老师，你说希望对方历史简单。我猜，你大概有个很圆满的过去，所以容不下一点杂质，对吧？”

她的目光很平和，没有挑衅，只是纯粹的询问。

我张了张嘴，那句“是”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吐不出来。

圆满？

那盒藏在旧包夹层里的磁带，那本锁着的日记，照片上那个陌生男子……

我的圆满，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另一个人的痛苦和牺牲之上。

建立在淑英那句沉重的“对不起”之上。

而我，竟对此一无所知，安然享受了几十年“清白”婚姻的福利。

“我……”我声音发涩，“可能也没我以为的那么……简单。”

肖玉梅似乎有些意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直到天色渐渐暗下来，湖面变成深蓝色。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尘。

“我该回去做饭了。”

我也站起来。

“再见，肖女士。”

“再见。”

她沿着湖岸小路慢慢走远了，背影融入暮色里，显得有些孤单，却又异常挺直。

我没有立刻离开。

我在想她的话。

“没机会画，也不敢画了。”

淑英当年，是不是也这样？

在现实的重压下，她主动（或许也是被动）地交出了画笔，选择了一条更“干净”、更稳妥的路。

然后，用一生的沉默和付出，去描摹另一幅看似完美的画。

那幅画里有我，有女儿，有一个外人称羡的家庭。

唯独没有她自己最初想画的样子。

10

我把磁带用一块软布包好，重新放回护士包内衬的夹层。

找来针线，笨拙地、尽可能按照原来的针脚，把拆开的地方缝上。

虽然歪歪扭扭，但总算缝好了。

日记本也合拢，用橡皮筋扎好，和那沓旧信件一起，放回左边抽屉。

铜钥匙擦干净，依旧粘回雕花背后的原处。

锁，“咔哒”一声扣上。

一切恢复原状。

仿佛我从未打开过这个潘多拉魔盒。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我看待这个家的目光，看待墙上淑英照片的目光，看待我自己这六十年人生的目光。

都蒙上了一层复杂的、无法剥离的底色。

周末，我起得很早。

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街口买了淑英以前喜欢吃的豆沙糕，还有一束简单的白色菊花。

坐上开往郊区的长途公交车。

陵园在山上，深秋时节，草木凋零，更显肃穆。

找到淑英的墓碑，照片是几年前拍的，她笑着，眼角的皱纹很温柔。

我把花放下，豆沙糕摆好。

然后就在墓碑旁边的石阶上坐了下来。

没有像以前那样，絮絮叨叨说些家常，汇报我的生活。

也没有质问，没有埋怨。

我只是坐着。

看着照片上她的笑容，看着墓碑上冰冷的刻字，看着远处苍茫的山峦。

风穿过松林，发出呜呜的声响。

时间一点点流过去。

我想起她日记里那个会为笑话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的少女。

想起录音里那个哭着说“对不起”的年轻女人。

想起几十年里为我熬药煲汤、夜里为我掖被角的妻子。

她们都是淑英。

哪一个更真实？

或许，都是。

人本来就不是单薄的纸片。

有向阳的明亮面，就有背光的阴影。

有不得不做的选择，就有随之而来的遗憾与承担。

所谓的“干干净净”，或许只是一种奢望，或者，一种对他人的苛求。

我们都在生活这条河里蹚过，身上怎么可能不沾一点泥泞，不带一丝水草？

重要的是，蹚过之后，是否还能尽力保持向前的姿态，是否还记得最初那点善意。

太阳渐渐西斜，山风更冷了。

我伸出手，用袖子轻轻擦了擦墓碑上淑英照片玻璃罩上的一点浮尘。

然后站起身。

腿有些麻，我扶着墓碑缓了缓。

“我走了。”我低声说。

没有说下次什么时候来，也没有说“你安息”之类的话。

转身，沿着来时的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

没有回头。

回家的公交车挤满了周末返城的人。

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街道、楼房、行人。

灯火次第亮起，汇成一条流动的光河。

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我无意间望向车窗外。

斜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提着菜篮子，慢慢走过。

是肖玉梅。

篮子里装着青菜，还有一小块豆腐。

她走得很稳，目不斜视，很快就汇入人流，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点。

公交车启动，向前驶去。

我没有喊司机停车，也没有试图在下一站下车往回走。

我只是看着那个方向，直到再也看不见。

窗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

平静的，疲惫的，有了更多皱纹的。

眼睛望着前方闪烁的、望不到头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