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袭”才配当校友，“丢人”就开除？母校的“渣”与“荣”

一则看似寻常的社会新闻，却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难以平息的涟漪。

一位重点大学的毕业生，选择了一份保安的工作，这本是个人择业自由的寻常体现，却因其母校的“迅速关注”与“亲切慰问”，以及慰问后其被保安公司闪电开除的结局，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又引人深思的阴影。学子一句无奈的“保安也不好干啊”，道出的不仅是职场维艰，更像是一声对无形桎梏的微弱叹息。

与此同时，另一边厢，凭借一款现象级软件“死了么”一夜成名的开发者，正被母校热情地认领为“优秀校友”；那位从职高生逆袭为美国名校博士的周同学，其奋斗历程被追溯时，母校亦不忘强调“职高才是真正的起点”。

这冰火两重天的景象，交织成一幅当代社会关于价值认定、身份标签与人情冷暖的复杂图景，让人不禁恍惚：我们究竟是活在范进中举的古老寓言里，还是置身于一个更为精致的现代叙事之中？

那位当保安的学子，他的遭遇之所以令人唏嘘，并非因为职业本身有高低贵贱——劳动本应光荣。问题的核心，在于他那显赫的“母校”以一种突兀的方式介入了个体的平凡选择。这所名校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纸文凭，更是一整套社会预期的符号：精英、栋梁、人上人。

当学子的人生轨迹与这套预期产生显著偏差时，来自符号源头的“关注”便不再是单纯的关怀，而可能成为一种无声的规训与压力。约谈内容成谜，但结果昭然：学子失去了那份或许能提供暂时栖身之所的工作。

母校的“名誉”像一道无形光环，此刻却可能化作沉重的枷锁，它似乎无法容忍被“平庸”的职业所沾染，哪怕这份“平庸”是学子当下自主或无奈的选择。在这里，个体的生存实况与母校的符号价值产生了尖锐冲突，而脆弱的个体往往成为被牺牲的一方。这背后，是根深蒂固的“成功”单一叙事：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其人生路径理应沿着光鲜的轨道滑行，任何“下沉”都被视为异常，需要被纠正或遮掩。

与此形成刺眼对比的，是“死了么”软件开发者与周同学的境遇。他们的故事之所以被母校欣然接纳、大力宣扬，恰恰是因为他们以世人瞩目的方式，契合乃至超越了那套“成功”叙事。开发者实现了技术与商业上的爆发，周同学完成了阶层跨越式的学历逆袭，他们都成了“人中龙凤”的新注脚。

母校的“与有荣焉”，本质上是将学子的杰出成就迅速吸纳为自身声望的增值部分。此刻，母校与学子是利益共同体，学子的光环照亮了母校的牌匾。无论是强调其毕业于某职业技术学院，还是不忘提及职高起点的“不忘初心”，母校都在精明地参与这场“成功学”的叙事构建，试图从中分得最大的符号红利。

这固然是人之常情，却也赤裸裸地揭示了某种功利而现实的逻辑：个体的价值，在关系网络中时常被重新评估与定义，评估的标准，往往外在于个体本身的生命体验与内心选择，而紧密关联于其所能带来的反射性荣耀或潜在的风险。

这不正是“范进中举”故事在当代的变奏吗？范进未中举时，在胡屠户眼中是“尖嘴猴腮”、“烂忠厚没用”的废物；一旦中举，立刻成为“贤婿老爷”，是“天上的文曲星”。变化的绝非范进其人其才于一夕之间，而是他头顶的“举人”标签所撬动的社会资源与身份认同。

我们文化中对于“功名”的执着，已经悄然转化为对“名校”、“高薪”、“成名”、“逆袭”等现代“功名”的追逐。母校的态度浮沉，不过是这社会大棋局中的一个缩影。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的古老箴言，在今日依然精准而冷酷。关系的热络与冷淡，关注的聚焦与漠视，往往与个体所能提供的“价值”紧密挂钩。当学子成为“问题”或“麻烦”时，慰问可能成为切割的前奏；当学子成为“金字招牌”时，哪怕起点低微也能被赋予传奇色彩。

然而，更深层的悲剧或许在于，今天的“范进”们，连“中举”的路径都变得日益狭窄和艰难。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阶层的固化、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使得传统意义上“光宗耀祖”式的成功，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已成奢望。那位选择保安工作的学子，可能正是这种现实困境下的一个具象化身。

当奋力跻身的赛道拥挤不堪，退而求其次的平凡岗位，竟也可能因不合“身份”而失守。社会一边高喊“脱下长衫”，一边又对“脱下长衫”者投以异样的目光甚至无形的阻力。这种悖论让无数青年陷入“如何是好”的茫然。于是，文中那句“祝范进中举，不如让范进中奖”的感慨，便带着强烈的反讽与无奈——在上升通道逼仄的语境下，似乎全靠运气、毫无门槛的“中奖”，比依靠寒窗苦读、社会认可的“中举”，显得更“可及”也更“公平”。这无疑是一个时代性的黑色幽默。

个体的价值，究竟应该由谁来定义？是那枚随境遇而冷暖变幻的母校徽章，是那套追逐世俗成功的单一标尺，还是个体内心的坚守、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与不懈奋斗本身？

母校作为人生重要阶段的见证者与培育者，其真正的荣光，或许不应仅仅系于少数登上顶峰的“明星”校友，更应体现在对每一位学子人生选择的尊重与包容上，体现在无论学子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能给予同样坚定的人文关怀与支持。让学子成为“人”，而非母校宣传册上流光溢彩或需要被遮掩的“符号”。

当社会能够逐渐学会剥离那些过于功利与势利的标签，以更多元、更包容的目光看待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个体时，或许那位感叹“保安也不好干”的学子，才能真正获得一份踏实工作的宁静，而无需担忧来自任何方向的、意味深长的“慰问”。

那时，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尺度，将不再是冰冷的棋局胜负，而是有温度的生命故事本身。这道路漫长，却值得整个社会深思与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