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剑青：1917年北京新文化地图

民国初年的北京是一座官气十足的城市，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北洋政府，虽然搭起了议会政治的架子，但骨子里仍不脱清朝官僚政治的气味，日日以党派纷争名利奔竞为要事。官僚政治本带有享乐主义的色彩，选色征歌、酒食征逐被视为寻常。参众两院设于宣武门内的象房桥，毗邻南城，而南城向为北京的繁华所在，除了前门附近的酒楼饭馆，虎坊桥以北的八大胡同，还有1914年政府为装点首都门面建设的聚集各种娱乐设施的香厂新市区，都是议员们经常出入的场所。北京的官气不仅弥漫于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亦免不了受熏染。以全国最高学府著称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北京的报馆多设于宣武门外，与参众两院只隔了一道内城城墙，报纸舆论往往为不同的政党派系所把控。在有识之士看来，彼时北京实充满了污浊的空气。

1916年袁世凯自称为帝，北京的政治生活腐败到了极点，6月6日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恢复，略有复苏的气象，新闻界的反应最敏感，一时复刊和新办的报纸就有七十多家。但大部分报纸仍旧延续着此前的恶劣状态，“或流为政党之工具，或沦为谋利之机关，十有八九，了无生气”。1916年8月，研究系领袖汤化龙在京创办《晨钟报》，设馆址于宣武门外丞相胡同，并邀请时在上海的李大钊赴京出任总编辑。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呼唤“青春中华之创造”，寄望于青年打破陈旧僵化的时局，但仅过了一个多月，就因卷入研究系与国民党的政治纷争而被迫辞去总编辑之职。民国初年，像李大钊这样的新式知识分子，大多依托报纸、杂志参与思想文化建设，但在北京的政治氛围下，想要独立地发表见解指导社会并非易事。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又邀请李大钊和高一涵担任编辑。章士钊此前曾在日本主编《甲寅月刊》，在思想界影响不小，李大钊和高一涵都是和他一起办刊的老朋友，出手襄助自是义不容辞。但此时章士钊还有一重参议员的身份，言论上不可能放言无忌，他与李、高两人在思想上也出现了分歧。等到了1917年6月张勋的辫子军进京的时候，李大钊就宣布脱离了《甲寅日刊》，不久该刊也停刊了。北京的政治气候和格局对知识分子言论事业的影响可见一斑。

1917年北京的政局仍旧动荡不安，先是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在对德参战问题上发生分歧，造成“府院之争”，不久以张勋为首的督军团乘机介入，酿出7月份的复辟闹剧，虽短短十二天即告收场，但对新式知识分子仍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和刺激。不过比起袁世凯当政时期，知识分子言论和活动的空间还是增大了。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回春之北京》一文，对比当年和前一年北京的新年景象，感慨“此枯寂陈腐黯然阴霾之北京，居然与勾萌甲坼蛰动昭苏之群生，共呈回春之象焉”，对北京之未来仍抱有希望。如果说1917年北京的新闻界仍不见太多起色的话，教育界倒确实呈现出崭新的气象，尤其是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日益洗脱其官僚养成所的面目，显出活泼泼的生机来。地处东城的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的文化运动的中心。

20世纪初，北京大学周边的文化空间（张楠绘）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可谓众望所归。1916年9月，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给旅居法国的蔡元培发去电报，敦请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蔡元培走马上任，在就职演说中首先提出要“抱定宗旨”，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学生不可抱升官发财思想。为此，蔡元培对大学学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前学生为毕业后求取官职计，多选法科，蔡元培则大力发展文、理两科，努力造成讲求学问的风气。特别是在文科方面，举措尤为得力，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

与章士钊、高一涵熟识的陈独秀当时正在上海主编《新青年》，同样是以言论事业为己任的新式知识分子，陈独秀与实际政治的距离要更远一些。1917年1月，陈独秀接受了蔡元培的聘请，同时把《新青年》也带到了北京。他住在箭杆胡同9号，就在北河沿的北京大学法科旁边，这里既是他的居所又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北京一般的报馆都设在宣武门外，《新青年》的编辑部却挨着大学，这种空间上的差异意味深长。以后的历史证明，校与刊的结合对两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动力就蕴藏在其中。

《新青年》自创刊时起，就申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有意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这在当时的政论刊物中颇为另类。纵览《新青年》的前几卷，除了一般输入西学新知的文章外，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即便是论及孔教、宪法、欧战等时政话题，也多从原理和价值观的层面切入，这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不无暗合之处。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刊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次月陈独秀又发表《文学革命论》，文学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这两篇文章在北京大学学生中间反响不小，《新青年》也逐渐引起学生广泛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一些《新青年》的作者也经陈独秀的介绍进入北京大学，进一步推动了校与刊的结合。

1917年9月，刚从美国回国的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受聘为文科教授，教授英文文学及中国古代哲学课程。有意思的是，胡适初来北京，是和高一涵同住在朝阳门内竹竿巷4号，此地正是1917年上半年高一涵与李大钊在北京的寓所。张勋复辟后，李大钊离开北京，胡适搬来后便住在空出的房子里。同年夏天，《新青年》的老作者刘半农也受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住在离陈独秀不远的北河沿法科教员宿舍里。此时校长蔡元培则住在同属东城的遂安伯胡同。这样，在北京大学及其周边，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它给陈腐污浊的北京城带来了一抹新鲜的亮色。

与此同时，在教育部所在的宣武门一带，另外一处新的文化空间也在悄然形成。教育部在宣武门内大街西侧，正好在众议院的北边，然而比起众议院来，教育部只能算是个清水衙门，不少部员居住在宣南地区的会馆，过着清苦的京官生活。供职于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鲁迅即是其中之一，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里，部中公务清简，暇时鲁迅便流连于附近的琉璃厂，购买书籍、碑帖及拓片，回到会馆便以抄校古碑遣日，虽寂寞却不以为意。然而，北京大学的变动也使他平静的生活起了涟漪。蔡元培既是他的同乡，又曾是他的老上级，因为要改革北京大学的文科，添设古希腊文学方面的课程，便托鲁迅请他的弟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4月，周作人就北京大学之聘，但仍和鲁迅住在绍兴县馆里，日日往返于两地之间，来往的路线多少年后仍记得极为清楚。这一年的8月，鲁迅还应约给北京大学设计校徽图案，一直沿用至今。不过整个1917年，周氏兄弟和《新青年》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

20世纪初，教育部一带的文化空间（张楠绘）

那时候时常到绍兴县馆来找鲁迅的还有钱玄同，他们当年在日本时曾一起听过章太炎的课，也算是知交了。钱玄同当时同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和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并已深度参与《新青年》上有关文学革命的讨论。不过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南新华街高师的教员宿舍里，与他琉璃厂西北园的家只有一街之隔，离鲁迅住的地方也不远。钱玄同拜访鲁迅的目的之一，就是催他给《新青年》写稿，终于在1918年初催出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新文学奠下了第一块基石。

教育部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不只有鲁迅这条线，更重要的或许是国语研究会的建立，它同样是袁世凯去世后政治空间的松动和教育界的活跃的表现。教育部中黎锦熙等人有感于民智的亟待开启，觉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文字问题，于是1916年8月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提倡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主张用教育部的权威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会所设于北半截胡同旅京江苏学校内。1917年2月，国语研究会在宣武门外大街学界俱乐部召开第一次大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也正是在这次大会上黎锦熙第一次见到了钱玄同，两人后来成为国语运动的主力。除了钱玄同，此时远在美国的胡适也寄来了申请入会的明信片，为此后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埋下了伏笔。

以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两处新的文化空间，开始赋予北京一种新的形象。这也提醒我们新文化运动在北京的展开，主要依托的是新的教育体制。到了1917年底，北京大学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各种学生社团纷纷涌现，《北京大学日刊》也于11月16日创刊。一度离开北京的李大钊此时亦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馆长，第二年高一涵也到北京大学来当教授了。原先托身于新闻界的新式知识分子为大学所吸纳，说明新式知识分子已经找到了新的舞台。到了1918年，《新青年》几乎完全与北京大学融为一体。借助于大学的资源，新式知识分子得以从思想文化的根本处重新锻造对政治的理解，并通过学生群体将这种政治在社会层面上付诸实践，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新政治，也是新文化能够“运动”起来的内在动因。而以国语研究会为代表的教育部中的新力量，则在很大程度上为新文化运动的合法化提供了体制的保证，尤其是白话文作为正式书写语言的地位的确立，后来正是依赖教育部的权威法令。在1917年的北京，新的教育体制和文化空间中聚集起来的能量，即将改变中国的文化版图。

（本文摘自季剑青著《京华斯人：民国北京的文人与学者》，文津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来源：季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