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
最近一部《太平年》火出了圈，把五代十国这段冷门历史硬生生拽进了热搜榜，观众们一边嗑着钱弘俶的权谋与血性，一边突然反应过来，哎哟，这吴越国咋这么有钱呢？ 钱塘富庶，丝绸如云，商船塞港，国库鼓得像过年蒸的馒头，可问题是这么有钱，为啥不北伐呢？南唐都快被赵匡胤揍趴下了，你钱王不趁机出兵，反而纳土归宋，是不是有点太“怂”了？
别急，咱今天就来扒一扒这个最富，却不打架的神奇政权——吴越国。
它不是没能力打，而是压根就不想打，它的国策，不是统一天下，而是保境安民，钱家把保境安民四个大字写在了国策的首页，刻在钱王的心里。
钱家军为什么不北伐？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当“战狼”。
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小字“婆留”，听着像隔壁王奶奶家的小宠物），本是军伍出身，刷了黄巢副本、平了董昌之乱，一路靠着刀尖混成了节度使。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封他为吴越王，他接了，但没像其他节度使那样立刻点兵北上，逐鹿中原，反而转身就去修海塘、疏西湖、建钱塘江堤。
《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镠筑捍海塘，役夫万人，潮水湍急，版筑不就。”
这工程难度堪比现代在钱塘江口建跨海大桥，可钱镠硬是带着百姓用竹笼装石、木桩固基，愣是把海潮挡在了城外，杭州从此“地近海，无水患”，农业、商业齐飞，成了真正的“人间天堂”。
他干这些事的时候，中原正打得天昏地暗。后梁、后唐、后晋，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们今天结盟，明天互砍，百姓“人相食”的记载在《旧五代史》里比比皆是。
可吴越国呢？苏东坡在《表忠观碑》里写道，“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
老百姓一辈子没摸过刀枪，连兵营在哪儿都不知道，这在五代，简直是“平行宇宙”级别的存在。
别的政权在抢地盘，钱家在抢民心，别人在扩军备战，钱家在减税修渠。
这不是怂，这才是真正的人间清醒。
钱镠定下的国策，就八个字，保境安民，善事中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天下谁当皇帝，我不管，但我治下的百姓一个都不能饿着，一个都不能被拉出去当炮灰。
是实打实的行动纲领，他不主动挑起战争，对中原政权不管是后梁、后唐还是后来的宋朝，一律称臣纳贡，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资治通鉴》记载，吴越国每年向中原进贡的丝帛、茶叶、香药，动辄数万斤，换回的不是军械，而是册封和和平认证。
有人问这不是当“舔狗”吗？可钱镠笑了，“舔狗？我这是战略投资，花钱买和平，值得！”
他清楚得很，吴越地小，北有强敌，西有南唐，南有闽国，真打起来，赢了是惨胜，输了就灭国，与其让百姓尸横遍野，不如我低头进贡，换你别来打我。
这不叫懦弱，这叫政治智慧，就像今天的小国搞中立外交，而钱镠搞的是中立治国。
钱镠死后，王位传给第七子钱元瓘，治国风格一脉相承，不折腾，稳民生，他在位的十年里，继续轻徭薄赋，兴修水利，还建了“披云楼”作为观潮、防灾之用。《吴越备史》称其“恭俭爱人，境内以安”。
接着上位的是14岁的少年天子钱弘佐，别看年纪小，手段不软，对内整顿吏治，减税赈灾，对外出兵拿下福州，把吴越版图推到最大。
他还拒绝铸造铁钱，当时很多国家为敛财铸劣币，他偏不，说，“我不想让百姓手里的钱变成废铁。”
《宋史·吴越世家》评他，“在位七年，境内丰稔，百姓安乐。”
一个14岁的少年，把国家治理成小康示范点，你说离谱不离谱？
可他21岁就英年早逝了，弟弟钱弘倧继位，这位想搞点“大动作”，想削权臣胡进思的兵，结果反被政变推翻，而继任者正是《太平年》的主角——钱弘俶。
他上位时，条件是啥？“我当王可以，但你不能动我六哥。”
不是杀兄夺位，而是兄弟情深，谈条件保命，这在五代十国，简直是伦理剧的清流，你看那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顾念亲情的。
钱弘俶的执政风格，更是把“保境安民”贯彻到了极致，他在位30多年，吴越国经济达到顶峰，杭州成了万商云集之都会，海上贸易直达朝鲜、日本，可他从没想过趁天下大乱，起兵北伐。
为啥呢？因为他的KPI不是开疆拓土，而是百姓有没有饭吃。
说吴越国“不能”北伐，是冤枉人了。
一是人家钱多，吴越国年财政收入远超中原割据政权，光商税一项，就顶得上几个节度使的全部家当。
二是兵强，有“武勇都”等精锐部队，水军更是五代顶尖，战船可跨海作战。
三是将猛，钱弘俶本人就是军事一把好手，《十国春秋》载其“善骑射，通兵法”。
可他为啥不打？因为他算过账。
北伐成功？大概率会失败，吴越兵力虽精，但总人口不过百万，抽调大军北上，后方空虚，南唐、闽残余势力立马反扑。就算打下几座城，守不住，还得撤。最后钱花光了，兵打没了，百姓遭殃。
更关键的是，他明白统一天下，不是吴越的使命，他的使命是让治下的百姓能安心种地、安心做生意、安心看钱塘的江潮。
所以，当赵匡胤的宋军压境，他选择“纳土归宋”，主动献上十三州、八十六县，和平归附。
《宋史》载，“弘俶献其地，百姓感泣，遮道留之。”百姓哭着拦路，不让他走，这不是演的，是真感情，他们知道钱王走了，但他是为他们免于战火才走的。
后来杭州人建“保俶塔”，就是为了纪念他的。
吴越国的“反战基因”，来自钱镠亲撰的《钱氏家训》，其中明文写道，“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务本节用，以实国民。”
这不是空话啊，是实在践行的行为准则，钱氏后人如钱学森、钱伟长、钱钟书，能成为一代大家，其家风之重教、重德、重民，正源于此。
《钱氏家训》还强调，“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这条条款款都是培养有责任感的士人标准。
吴越国不尚武，但尚文，它建书院、兴科举、藏典籍，钱弘俶本人就是个佛经收藏家，曾捐巨资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卷，分发全国。
这种文化取向，决定了它不可能走上“穷兵黩武”的道路。
我们习惯歌颂秦皇汉武，赞美朱元璋、李世民，因为他们打下了江山，可我们很少问一句谁为那些不想打仗的百姓说话？
吴越国给出了答案。
它没有统一天下，但它让百姓活了下来，它没有开疆拓土，但它让商业繁荣了起来。 它没有留下“封狼居胥”的豪言，但它留下了钱塘自古繁华的诗篇，苏东坡在《表忠观碑》中感慨，“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而民终不识兵革，可谓盛德之至。”
一个富可敌国的政权，三十年不打仗，百姓不知兵戈，这在五代是奇迹，在历史上是孤例。
钱氏家族的选择不是懦弱，而是另一种勇敢，在乱世中坚持不乱来，在权力游戏中选择退出。
真正的“太平年”，不是靠征服得来的，是靠克制换来的。
公元978年，钱弘俶北上开封，交出印信，宋太宗赵光义设宴款待，表面风光，实际上是软禁，他晚年郁郁而终，再未南归。
可他在杭州的“保俶塔”至今矗立着，塔名为“保俶”，一语双关，既保钱俶之安，也保百姓之安。
吴越国没有北伐，但它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历史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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