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说张爱玲——She is very good

一九七九年七月，张爱玲大概是在报纸上，看到了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出访美国的消息。随后，曾经采访过她的水晶寄来了他与钱钟书的合影。七月二十一日，张爱玲在给宋琪的信中说“钱钟书出国好像没经过香港，水晶和他合拍了照片，寄了一张给我，比报上的清楚，真不见老，转寄给你们，不用还我了。”八月二十三日，张爱玲在给邝文美、宋琪的信中又说，“上次附了钱钟书和水晶的照片的那封信，想必已经收到，”

此时，她还没有收到宋琪的回信。但是宋琪在八月十九号给张爱玲的回信中，说到了这件事。

“七月二十一日长信已收到。钱钟书此次先去意大利开汉学会议，回国后，然后再随社会科学院一批人来美国。这一次本来是以费孝通为主力，谁都知道费为人类学家大师马林诺斯基的得意门生，但是这三十年来，对世界上社会科学潮流一无所知，身体虚胖，英语说的也不大行，大家对他大失所望。相形之下，钱钟书抢尽镜头。据说在国内，同太太两人相约每星期一次轮流讲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免生疏，所以出口成章，咬音正确，把洋人都嚇坏了。大家对他无不佩服的五体投地。另一个美国教授说，他一辈子只听到两个人说英文如此好，钱钟书就是其一。所以夏志清和水晶都各写了长文。我起先有点担心，生怕钱钟书惹祸。但钱钟书如此出风头，即使有人憎恨，也不敢对他如何。何况钱钟书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攻算计，颇知自保之道。”

在随后的九月四号，张爱玲已经看到宋琪的来信。她在回信中评价道：“我本来也想着，钱钟书一定是非常会做人，个性又有吸引力，人缘儿特别好，才能够这些年都无事。”

他们两人评价钱钟书，缘于这样一个印象：钱钟书在反右及后来一系列运动中都躲了过去，没受过太多苦，虽有些小灾小难，比如说在一九六九年下放到信阳五七干校两年多时间，但总归没有太大的挫折。这不能不说与他从一九五零年起，就加入《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有关，这一经历为他镀上了一层保护色。再者，就像他像夏志清分析的一样，他没有积极要求进步“从没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钱钟书也参加过斗争大会，但是他在会上从来不发言，大家也拿他没办法”这样一个“沉默的自由”体现了“默存”的意义，得使自己能全身而退。

水晶初见钱钟书时，感到钱钟书“温熙和蔼，和他犀利拔尖峥嵘恣意的笔锋，决不搭配。” 认为钱钟书“他自己甘于淡泊，置身名利场外，对政治角逐从来反感。”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这就要说起钱钟书年轻的时候，他相当“狂狷”，品骘人物口无遮拦，甚至可称“毒舌”，有那么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不管杨绛怎样都认，都感觉符合钱钟书的口吻。既然钱钟书这样一个“狂狷”的人，为什么还能在各大运动中自保？那么什么是“狂狷”？

曹亚瑟老师说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这样论述“狂狷”：“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祸，嵇则忤世之狂，故以招祸。疯狂乃机变之一道。其旨早发于太公“阴符”：‘大之四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避世阳狂，既属机变，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疑猜。……既明且哲，遂似颠如狂也。忤世之狂则狂狷、狂傲，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如梵志之翻着袜然，宁刺入眼，且适己脚。……安望世之能见容而人之不相仇乎？”钱钟书深谙“避世之狂”之道，也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并在用行动践行着这一法则。所以在1949年之后，在大风大浪面前，个人命运飘忽不定，钱钟书做到了人格上没有亏欠，他不害旁人，同时自己也不落入陷阱。如果这也算是“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非常会做人”的话，恐怕只能说是保持了做人的底线。所以水晶看到钱钟书时，对他有相当程度的好感。

钱钟书在美国访问时，有一个评价张爱玲的小插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 水晶便问：“那么你觉得张爱玲怎么样？”钱钟书回答：“She is very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水晶刨根问底：“Is he just clever?Or is she more than clever? （她仅止于聪明吗？还是她比聪明又多一筹呢？）”钱钟书说：“（她比聪明又多一筹。）She is more than clever.”水晶接着问：“在抗战末期，钱先生和张爱玲女士同时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那时候钱先生有没有跟张女士见过面？”钱钟书则回答：“我不如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是一个比较retired person(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不过我很久没有看她的新作了。”水晶紧接着说：“今天我带来的书里就有一些张女士的著作，像《红楼梦魇》、《张看》等等。还有她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发表的《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等等。”钱钟书说：“那你都可以一起寄来给我。”

这里，我们不妨把钱钟书评价张爱玲“她比聪明又多一筹”看作是一种外交辞令。这是一种“虚与委蛇”，并不代表他真正的意见。后来曾经有人问钱钟书，你真的认为张爱玲非常好吗？钱钟书则回答说：“当时不过是应酬，我知道水晶是捧张爱玲的。”这句话道出了钱钟书对张爱玲的真实看法，但是不管怎样，钱钟书并没有诋毁过张爱玲。不像他的夫人杨绛，好像对张爱玲有一肚子的怨气，虽然对张爱玲的印象都是一些道听途说。只是不知道这些看法是不是也代表了钱钟书。其实，从水晶的这段记述中，我们更进一步的得到证实，钱钟书和张爱玲在抗战期间的上海确实没见过面，而杨绛对张爱玲的评价也行是出于一种嫉妒。

张爱玲听到钱钟书对她的评价，是水晶写信告诉她的。“水晶附信提起《明报》上的《明报月刊》广告上说钱钟书在加大说我好，我看了当然既感激又感动。”这也是张爱玲心中最真挚的感谢了。钱钟书对于张爱玲来说，是一位才华毋庸置疑、创作趣味迥异，人际上毫无交集的文坛智者。她对钱钟书的私人生活毫无兴趣，也从未试图与他建立文学交集。她收到水晶寄来的钱钟书合影，只是转手赠予友人，无任何攀附或深交的意图。谈及钱钟书的文坛言论，也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不评价，不参与。在她的世界里，钱钟书是有名的写作者，是文坛中一道耀眼却与自己无关的风景，仅此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美国读到杨绛的《干校六记》时，曾由衷称赞其“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展现出对同行的客观欣赏，与杨绛对她的偏见形成了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