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匈奴赶走的西域流浪之师，竟建立当时世界第三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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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4年，一封来自匈奴冒顿单于的书信被送至长安汉文帝手中。

一切源于一年前汉匈边境那场冲突。这位草原霸主在信中看似致歉，其实不乏威吓：

“去年冲突非我本意，乃右贤王所为。作为惩罚，我派他去打月氏（yuè zhī ）。本来预料右贤王有去无回了，谁知他兵强马壮，一举荡平了月氏。”

信中寥寥数行，那个闻所未闻的名字——“月氏”，就这样随着马蹄烽烟，撞入了汉朝的视野。

三十六年后，未央宫中，汉武帝凝视着殿下的匈奴俘虏，这个名字再次被唤醒。俘虏战栗着供述：月氏故国原在敦煌与祁连之间，已遭老上单于（冒顿单于之子）血洗，国王头颅被制成酒器。残部饮恨西逃，不知所踪。

武帝心念一动：若能找到这支流浪的复仇之师，东西夹击，岂非天赐破匈之机？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就是寻访月氏。（AI制图）

月氏，这个谜一般的民族，究竟从何而来，又去往何处？

（一）一支流亡残部，竟跻身世界四大强国

月氏之名，本身便是一段公案。“氏”读作“支”较为明确，而“月”是否应读“肉”，自南宋以来便争论不休。但是宋以前的史书中只会注音“氏”而不注音“月”，可见月的正确读音应该是yuè。

在一些民族的语言中，“月氏”意为和田玉——月氏人曾长期垄断玉石贸易，从两河流域到欧洲，都能找到他们经手的和田玉饰。“月氏”之名，不知是世界以玉石来命名族群，还是用族群的名字来命名玉石。

▲汉代和田玉璧。（图片来源：福建日报）

史载月氏部“居敦煌、祁连间”，常被理解为河西走廊，但汉代的“祁连”，其实是指今天的天山。现代考古为此提供印证：天山东麓已发现月氏夏季王庭的遗址，南麓则分布着他们的冬季营地。这片土地，曾是月氏人随季节迁徙、牧马放歌的家园。

在大众印象中，月氏常以受匈奴欺凌的形象出现，但最初并非如此。《史记》记载，月氏曾一度“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国力鼎盛，威震草原。就连匈奴头曼单于也不得不将儿子送往月氏作为人质——此人正是后来弑父夺位、统一草原的冒顿单于。

冒顿在月氏为质时，曾历经屈辱，最终盗马逃归匈奴。冒顿夺取单于之位后，便挥师西进大破月氏——这便是文章开头，冒顿致信汉文帝的背景。

待冒顿之子老上单于继位，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人被迫离开世代栖息的故土，踏上西迁的漫漫长路。

▲冒顿单于。（AI制图）

月氏西迁的第一站是伊犁河谷，但这里并未成为月氏人的避风港。在匈奴与乌孙联军的追击下，大部分月氏人只能再次启程，“过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最终抵达妫水（今阿姆河）流域定居，史称“大月氏”。另一部分难以翻越山岭的老弱人群，则南返至南山一带，与羌人杂居融合，被称为“小月氏”。

令人唏嘘的是，数百年年后北匈奴在东汉王朝的持续打击下，竟走上了与当初月氏人相同的西迁之路——第一站同样是伊犁河流域。在汉军如影随形的追击下，他们消失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同一段征途，同一条生路，历史的轨迹有时竟如此沉默地重叠。

▲大月氏与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都是伊犁河流域。（图片来源：道中华资料图）

言归正题，西迁至妫水流域的大月氏很快重整旗鼓，其声势远播世界。西方史料记载，帕提亚（安息）国王本欲西征叙利亚，却因月氏人的扩张只得被迫回师东防。

历经百余年征战，到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大月氏人南下征服了大夏（今巴克特里亚一带），并将这片土地分封给五位翕侯——其中名为贵霜的一部，在历史帷幕后默默积蓄实力。又过百年，贵霜翕侯丘就却兼并其他四部，自立为王，贵霜帝国由此崛起。

贵霜帝国鼎盛时期，疆域横跨中亚与南亚北部，面积达三百万平方公里，统治人口超过千万，与汉、罗马、安息并称为古代世界的四大强国。

从驰骋天山的草原强权，到国破西迁的流亡部族，再到缔造洲际帝国的崛起之路——月氏人的故事，始于汉朝君臣展开那封匈奴来信时的疑惑，却远远超越了长安城所能想象的边界。

这段历史，记录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跋涉、在远土重生的顽强身影。最终，月氏人消失在了历史深处，但他们留下的足迹，却永远刻在了东西文明交汇的宏大图景之中。

▲寻找大月氏（视频来源：人民网）

（二）贵霜帝国如何成为世界文明的交融地？

考古发掘，为我们还原了两千年前文明融合的现场。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黄金之冢”中，一面来自汉代的铜镜静静躺在一位贵妇胸前。

它是张骞带来的信物，还是丝路商旅的珍宝？已经不得而知，但女主人将铜镜贴身安放——在古人心中，镜可正衣冠，亦可鉴心行。这枚铜镜，不仅是一件东方奢侈品，也是一位中亚贵族对“品行端方”的理解与向往。

▲乌兹别克斯坦拜宋市游牧文化遗址。（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如果说铜镜是直接的输入，那么在月氏活动区域发现的铁剑，则见证了中国工艺的传播。剑柄上残留的鲜艳红漆，经考证正是来自战国楚地的独特工艺。

在当地遗址中，带有匈奴风格的透雕铜牌、汉式铁剑与当地葬俗同现。甚至贵霜帝王的称号中，既有来自罗马的“凯撒”、希腊的“救世主”、印度的“大王”，也有可能源自中国的“天子”，足证西迁的月氏，已经成为了中原、草原与中亚文化交融的重要催化剂。

▲新疆巴里坤兰州湾子遗址里大月氏风格的祭坛。（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月氏西迁推动的最深刻融合，无疑在佛教领域。佛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贵霜大军围困摩竭陀国（佛陀时代印度四大国之一）时，曾索要三亿金作为撤兵的条件，若无金则以两件“宝物”相抵：一件是佛钵，佛陀涅槃后留下的衣钵，象征佛法传承；第二件就是当时的高僧“马鸣菩萨”。摩竭陀国国王极为不舍，马鸣却说：“我为僧人，度化众生是本分，何必区分地域远近？”

从此，大乘佛教与佛教艺术，沿着贵霜开辟的通道，经新疆克孜尔、敦煌莫高窟，最终抵达洛阳龙门，极大丰富了东方文明的精神信仰。

文明的交融，从来不是单向的馈赠，而是在往返之间，重塑彼此。月氏的身影最终消散于历史风沙之中，但他们西迁时踏出的每一步，都回响着文明对话的足音。

月氏消失了，但他们所开启的相遇却永不会终结。那些被带往远方的种子，早已在漫长的时光里，长成了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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