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与省委第一书记夫人水静喝酒：可把我害惨了

时间来到1987年，地点是南昌。

那时候，李葆华已经是央行的一把手了。

按理说，这身份得端着点，可他偏干了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

原本定好去滕王阁转转，路都铺平了，他却把手一挥，变卦了：“不去了，我有位老友得见见。”

下午四点光景，他和老伴儿敲开了水静家的房门。

这一年，李葆华头发全白了。

对面的水静，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敢跟在他屁股后头拼酒的女强人了。

刚见面客套了两句，话茬子就接不下去了。

毕竟，水静的爱人杨尚奎走了十一个年头，这中间隔着的岁月和世事变迁，太厚重。

水静也乐不可支，摆着手道：“快别说了，那顿大酒，我现在嗓子眼儿还冒烟呢。”

那晚，是他俩交情最铁、也最“离谱”的一夜。

把日历翻回1963年初冬。

坐标上海，华东局的扩大会议刚散场。

外滩边上一家老店里，暖气烧得旺，桌面上摆满了绍兴花雕。

这原本也就是个会后的便饭，可桌上这几位，心里头都憋着劲儿呢。

早先，傅作义就半真半假地拱过火：“听闻葆华酒量惊人，水静同志也不差，下回不如碰碰？”

这话听着乐呵，其实是个“坑”。

李葆华是谁？

李大钊的大公子，那会儿身兼华东局第三书记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北方汉子，骨头硬。

水静是时任江西一把手杨尚奎的爱人，性子也辣。

这俩人凑一块，再被傅作义点了火，这顿酒想安生都难。

菜还没怎么动，李葆华端着满满一杯黄酒就到了水静跟前。

这会儿，摆在他跟前的路子其实有两条：

一是意思意思，抿一口得了，面子上过得去。

毕竟再过不到一钟头，火车就发车了，他还得赶回安徽主持大局。

二是真刀真枪地干，还得喝透。

李葆华选了后者。

他张嘴就来：“无为老乡，大伙都盯着呢，我先干了。”

说完，脖子一仰，底朝天。

这其实挺冲动的。

黄酒后劲足，喝急了容易倒。

但他心里的算盘珠子估计是这么拨的：这一桌子都是革命多年的老伙计，这时候要是扭扭捏捏，反倒显得生分，显得摆起了“官架子”。

那个年代的干部，求的就是一个“真”。

水静一看这阵仗，好胜心也上来了。

书记都干了，自己要是不跟，那是丢江西人的脸。

于是，杯底见干，不带磕巴的。

这一下，场面彻底炸锅了。

旁边人跟着起哄：“书记，再来一个！”

后面那十几分钟，简直就是场灾难。

你来我往，李葆华的脸从红变紫，最后眼珠子都直了。

直到杨尚奎看表大喊一声：“行了！

再喝车都误了，谁担责？”

大伙这才回过神来。

代价那是相当惨痛。

李葆华是被警卫员架上火车的。

前脚进车厢，后脚就吐得洗手间没处下脚。

旁边的旅客看得目瞪口呆——谁能想到，这个吐得昏天黑地的主儿，就是赫赫有名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这事儿要搁现在，那得算严重的“作风问题”。

但在那会儿，这反倒是李葆华身上最招人稀罕的地方。

咋这么说？

看看他在安徽干的那些事儿就懂了。

1962年初，李葆华刚从水利部调任安徽省委一把手，接手的摊子那是相当烫手。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安徽家底薄、经济差，老百姓苦得要命。

李葆华当时拍板做个了个大胆的决定。

他给自己立了个“三不”规矩：下乡跑点，不坐专车、不带警卫、不带秘书。

这在当时可是冒着大风险的。

不坐专车，就得挤公交或者坐吉普车硬抗；不带警卫，安全谁负责？

不带秘书，材料记录全得自己上手。

但他账算得透亮：

要是前呼后拥地下去，看到的绝对是底下人精心修剪的“盆景”。

想知道老百姓锅里炖的啥，就得让自己变成个普通老百姓。

那半年，他腿脚勤快，跑遍了淮北、皖南。

甚至有乡镇干部回省城汇报时，私下感叹：“这书记，身上有股子李大钊的味道。”

啥叫“李大钊的味道”？

就是那种哪怕当了大官，也能随时蹲田埂上跟老农唠嗑的劲头。

村里的老党员记得，他站在麦地里剪麦穗，叮嘱技术员怎么增产；街上的老百姓记得，这个书记偶尔还会自己拎着瓶子去打酱油买面粉。

因为办事公道，平反了不少冤案，老百姓送他个绰号——“李青天”。

回过头再看他在上海那场大醉，逻辑就顺了。

一个能睡土炕、能打酱油、能跟老农称兄道弟的省委书记，在老战友跟前怎么可能端着？

那种“豁出去喝”的劲头，说白了就是他那股子“北方人的直爽”和“去官气”的作风在酒桌上的延续。

1964年开春，广州。

李葆华、水静和杨尚奎在调研会上又碰头了。

这会儿，离那场“酒桌风波”过去好几个月了。

李葆华一见面就先发难：“水静同志，你可把我坑苦了！

那趟车我吐了三回，跟打了一仗似的。”

水静笑着回敬：“书记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我不陪好哪说得过去呀。”

杨尚奎在一边补刀：“要不是我拦着，葆华这次洋相可出大了。”

三人相视大笑。

这段话不长，但意味深长。

这句“可把我害惨了”，后来成了他们之间独有的打招呼方式。

这哪是埋怨，分明是经过那种“真刀真枪”交往后，才有的那份信任。

这种信任，顺风顺水时是谈资，遇上坎儿了就是千金难换的宽慰。

1966年后，风向变了。

李葆华挨了批，被迫停职。

水静和杨尚奎也回了江西。

两地隔着，信也少了。

那个曾经热闹的酒桌，那个意气风发的岁月，好像一下子就远了。

直到1976年。

杨尚奎病逝。

水静受打击太大，人整个垮了，几乎不出门。

那年年底，北京人民大会堂搞悼念活动。

在人挤人的大厅里，李葆华悄悄摸了过来。

这时候的他，历经沉浮，刚恢复工作。

他走到水静跟前，一把拉住她的手，压低嗓门吐出两个字：“保重。”

没多余的寒暄，没官场的套话。

就像当年上海滩那杯一口闷的黄酒一样，干脆、直接，分量却重得压手。

视线回到1987年的南昌。

水静后来跟旁人提起这段往事，评价李葆华：“骨子里是北方人的直爽、南方官吏的清廉，这两样气质揉在一块，太难得了。”

所谓“难得”，不光因为他是个好官。

更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这拨人之间，保留着一种现在瞅着近乎奢侈的“真性情”。

那场拼酒，面子上拼的是酒量，里子拼的是坦荡。

敢喝醉，是因为互相信任；敢吐在火车上，是因为没把自己当成啥“神坛上的人物”。

二十多年一晃而过，当年的豪言壮语早随风散了，最后剩下的，也就是那句半真半假的“可把我害惨了”，和那句沉甸甸的“保重”。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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