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乡，看到邹普勋的儿子，毛主席：你爸爸还偷过我的铜角子

1959年6月的一天清晨，韶山的山雾还没散尽，村口晒谷坪上已经有老人搬着小板凳坐下闲聊。有人悄声说起：“主席回来了。”这一句话，从山脚传到山腰，再传到下屋场的水塘边，像石子落水，一圈一圈漾开去。

不远处，毛家老屋前人影渐多，有的赶来看看从乡里走出去的那位“毛润之”，如今已经是共和国的领袖；有的只是想确认一下，童年记忆里的那个大个子孩子，是否还记得韶山的风、韶山的雨，以及那些早已作古的老邻居。

就在这一天的行程里，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看似随意，却藏着旧情的问题——想去下屋场看看“皮蛋”。

有意思的是，这个绰号在韶山乡里一提，几乎无人不晓，却又很少有人会在正式场合提起。因为“皮蛋”不是什么雅号，而是一个调皮、贫穷、命运坎坷的石匠，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早期共产党员——邹普勋。

一、香山问“皮蛋”，北京信飞回韶山

时间要往前拨回到1949年春天。

那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和毛主席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8月，中南地区的战事渐次明朗，韶山被第四野战军解放。紧接着，部队按照组织安排，派人前往韶山，打听毛主席的亲属情况，把亲人陆续接到北京。

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见到了整整二十多年未见的九弟毛泽连，还有表弟李柯。兄弟重逢，本来应该多说些家常，聊聊祖坟、田地、祠堂、各家各户的境况。谈着谈着，话题忽然转到了一个绰号上。

毛主席夹着烟，喝着家乡人带来的茶水，茶杯一放，抬眼看向窗外的槐树，顿了半晌，忽然问道：“九弟，你晓不晓得‘皮蛋’现在怎么样？”

听到这个称呼，毛泽连还愣了一下，以为说的是吃的那个松花皮蛋，便赶忙解释：“家里每年都做，来时路忙，又想着北京也有，就没带。”毛主席听完笑出声：“说的不是吃的，是下屋场邹培春的二伢子，亨二啊。”

“皮蛋”这两个字一出来，童年的院坝、池塘、山坡，似乎一起回到了眼前。

邹普勋，小名“亨二”，是毛主席小时候在私塾里的同窗，住在下屋场。小时候的他黑瘦、爱闯祸，也不讲究干净，常把鼻涕往袖子上一抹，胳膊一圈又黄一圈黑，村里孩子便笑他“像个皮蛋”。绰号就这么传开了，再也摘不掉。

毛主席又问：“他的日子过得如何？”毛泽连叹了一口气，只能如实相告：解放前那些年，邹普勋靠刻石碑讨生活，收入微薄，家里一直紧紧巴巴。长期干石匠，粉尘呛人，他的肺越拖越坏，病没好，家底却先垮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屋里一时安静下来。烟雾在灯下绕了一圈，毛主席缓缓掐灭了烟头，只说了一句：“他是有过贡献的人，不能不管。”

同年11月28日，毛主席提笔写下了一封很短的信：

“亨二哥：

听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

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信里只寥寥数句，却暗暗带着几十年的旧情。信封里还装了100元钱，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这笔钱对一个穷困石匠来说，并不算小数目。毛泽连受托回乡时，将信和钱一并交到了邹普勋手里。

那天傍晚，下屋场的屋檐下昏黄一片，邹普勋把信摊在桌上，一字一句看过去。听说毛主席在北京忙得连觉都睡不够，这个当年一起放牛、下水塘的小伙伴，如今身在“中南海”，却还惦记着韶山一个患肺病的石匠，他心里那股复杂滋味，一时说不出，只是对着信纸发了好长时间的呆。

后来，他慎重地回了一封信，既谢意，又说明自己经济窘迫，路途遥远，暂时去不了北京，婉言谢绝了毛主席的邀请。这种做法，在当时的韶山乡间并不多见——多数人来信，都是想去北京见一面；而他，却选择留在本地，继续和石头、烟尘打交道。

毛主席并没有因此放下这件事。他又叮嘱表弟李柯，按实际情况写报告，向地方政府反映邹普勋曾参加农运、入党、遭受迫害的经历，按照政策为他争取应有的待遇。不得不说，这种做事方式，既合组织程序，又带着一点老乡之间的执拗：既然帮，是要帮到点子上的。

1950年5月15日，毛主席又连发两信，一封给邹普勋，询问病情和家庭人口、劳动力状况；另一封给毛宇居，请他若手头宽裕，可先行接济邹普勋，“容后由弟归还”。

信送到韶山那天，毛宇居到邹普勋家时，他还蹲在石坯前敲字，满身粉尘。听到“毛主席在信里提到你”，这位皮肤黝黑、咳嗽不止的石匠，接过信纸，手居然有些发抖，眼眶也慢慢红了。

这几封信，像一根细线，将北京的中南海与韶山的石匠屋悄悄连在一起。后来的事情就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根据信里反映的情况去查档案，确认其身份与经历，按政策给予他相应待遇，生活总算有了转圜的余地。

在很多大事记里，这几封信只是一笔带过。但对于邹普勋这类普通农运骨干来说，正是这样的细节，决定了他们后半生能否挺过最难熬的关口。

二、私塾同窗，到农运骨干

要弄清毛主席为何一直惦记着这位发小，还得再往前翻到更早的岁月。

大约在1898年前后，八九岁的毛润之被母亲领着，背着书包来到韶山的一间私塾。这间私塾的先生名叫邹培春，略通经史，在乡里颇有威望。毛润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启蒙。

同屋读书的，还有先生的儿子——邹普勋。两个小孩年龄相仿，早上一起背书，课后一起放牛、砍柴。有时候跑到山坡上摘板栗，有时候在竹林里玩躲猫猫。小孩子争强好胜，拳脚难免碰上，你一拳我一脚，吵闹一番，转眼又和好如初。

那时候的毛润之，已经表现出跟别的娃有些不一样。他喜欢看课外书，尤其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章回小说，读完还会“改编现场版”，给塾里的孩子讲故事，讲得眉飞色舞。孩子们下课跑出门，往往不是围着先生，而是凑到他身边，让他接着说“武松打虎”、“诸葛亮借东风”。

这就难免冲撞到先生的面子。邹培春自有他的尴尬：课堂上讲的是四书五经，句读平仄，孩子们打瞌睡；下课后，自己的儿子和一帮学生却围着毛润之听“梁山好汉”。一来二去，他心里有些不痛快。

有一次，他气头上跑去找毛顺生（毛主席的父亲），脱口而出：“你家润之，那不得了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他了！”言辞里有怨气，也有无奈。但从结果看，这句话反而成了“逼学生另寻高师”的善意催促。邹培春并非真不管，反而是怕耽误了这株苗子。

多年以后，毛主席曾谈起这段往事，说过一句颇为中肯的话：“邹先生是个好人，他很严格，是个好老师。我那时顽皮，年小不懂事，还造过他的反呢。”这句话里，对童年顽劣有反思，对旧师却是肯定。

至于邹普勋，从私塾出来后并没有继续深造。他家境一般，很早便去学徒，当了石匠。学的是苦活，却也练出一身硬功夫。日常生活简单，靠刻碑、凿字换一点辛苦钱。

在农民讲习所的课堂上，台上是滔滔不绝讲“反帝反封建”的毛泽东，台下的听众里，坐着邹普勋——这个少时在池塘边一起扑腾过水、在山坡上一起打过闹的同伴。讲课间隙，他一边听，一边在粗糙的纸张上记笔记，不时抬头，眼神有些复杂：既熟悉，又陌生。

那时候的韶山乡，旧势力根深蒂固，地主豪绅势力不弱。农运在当地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要组织农民夜校，要建立农会，要破除一些旧习俗，少不了当地骨干的配合。邹普勋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被发动、被启发，随后挺身而出。

在毛主席的影响下，他积极投入农运，听课、串乡、做动员，还协助调查田亩、宣传减租减息。凭着这股劲头，他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韶山地区一名早期党员。

可以设想一下，当年夜色沉下来，屋里点一盏煤油灯，毛主席伏在桌边写材料，邹普勋坐在旁边，把白天走乡串户打听来的情况一条条说出来。两人时而讨论下一步怎么做，时而回忆私塾里的趣事。身份变了，一个是党的代表，一个是地方骨干；但在称呼上，“润之”“亨二”并没有变。

1927年前后，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湖南。毛主席奔走于湘赣之间，后又上了井冈山。像邹普勋这样背景明白、身份暴露的早期党员，自然会受到牵连。有人被抓，有人被逼着交代，有人被排挤出原有的位置，只能退回到谋生的老路上。

邹普勋重新拿起了石匠的工具。一边干活，一边留着一点“小心眼”——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提；能帮的悄悄帮，不能明着来的就退一步。革命的洪流向前走，他却被生活拽在了原地，既没能再走上前线，也没彻底退出那一圈人。

从1927年到1949年，整整二十多年，毛主席没有再见过这位发小。这个时间长度，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已经足以让很多记忆变得模糊。但在毛主席心里，对“皮蛋”的印象却没有淡，反而因为彼此境遇的巨大差异，显得格外清晰。

北京解放后，毛主席收到韶山来信，多数人都想来北京见见“从前的润之，现在的毛主席”。有人打算托关系，有人想要“沾点光”。而邹普勋，正好相反——明明是被邀请的一方，却反复权衡自己的身体、家境、身份，最后选择留在韶山。这一点，很值得玩味。

三、病中赴京，再见童年“皮蛋”

时间来到1952年夏天。

经过前两年的政策照顾和乡亲帮衬，邹普勋的生活有了起色，身体也略见好转。他心里清楚，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封封信，以及地方落实政策的具体操作，这个家很难挺过来。

身体稍一好转，他就拿起笔，写信到北京报平安，也表达了想去看看老朋友的心愿。信件几经转递，终于到了毛主席案头。那年8月，毛主席回信，表示欢迎他来北京叙旧。

1952年9月，邹普勋与李漱清、张干、罗元鲲三人结伴北上，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这几位，多是早年就参与农运、经历过风浪的老同志，也都是毛主席少年、青年时期的老相识。

到了中南海，简朴的接待安排中，有一项特别的内容——合影。

拍照那天，几位韶山老乡站在毛主席身旁，多少显得有些拘谨。毛主席看着他们，忽然笑着对在场的人说：“你们一定不知道，我这位童年伙伴有个绰号，叫‘皮蛋’。皮蛋外表上不太好看，吃起来味道很不错。他就是这么个人，农家孩子老实巴交，心里头可好哩！”

一句“皮蛋”，把几十年拉开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邹普勋听到这话，不由得低头笑了一下，眼里却明显有些湿润。旁边人都笑了，笑里既有打趣，也带着几分敬重：毕竟，很少见到身居高位的人，在正式接见场合，用这样质朴甚至带点“土气”的称呼，来介绍自己的童年伙伴。

北京之行还有很多安排。有人带他们游故宫，看从前皇帝坐的地方；去天坛，看百姓平时进不了的园子；登长城，踩在那一段一段的青砖上，心里多半会有“人到此一生足矣”的感觉。但对于邹普勋来说，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次肺病复发。

长途跋涉，加上北方气候干冷，他本就脆弱的肺部又出问题了，咳嗽加重，人发虚。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他马上安排人送去医院检查，并特别叮嘱要仔细看、认真治。

住院期间，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他说：“你这是给主席添麻烦。”邹普勋却摇摇头：“他做他的事，我看我的病，各有各的忙。”这话虽然口气淡，却能看出他对毛主席的身份和工作，有清醒的认识，不愿把私人情分无限放大。

等病情有所好转，他主动提出要回家。他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可能久居异地，更不愿被人议论“在北京长住不走”。毛主席也知道他的脾气，便在送行时，准备了几样东西：6瓶红葡萄酒，1瓶鹿茸精，18公斤苹果，还有200元钱。

那些年，城市物资仍然紧张，尤其是水果。苹果在北方并不少见，但要一下拿出18公斤，用心程度不难看出。鹿茸精更是金贵补品，通常是别人敬送给领导的礼物。邹普勋一看，就有些不好意思：“这种东西，你自己留着用才对。”

毛主席摆摆手，说出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这种东西我从来都不用，你身体虚弱，需要它。”

这一来一去，双方的位置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时代。一个人坚持把好东西让出去，一个人略显拘谨地接下，然后在回乡的路上，一边想一边咳嗽，心里多少有些发酸。

临走前，他拿出一本《社会发展简史》，这是他受托帮青年人唐熙存在北京买的。他想着，若是请毛主席题个字，这本书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毛主席看到书，笑道：“鼓励青年努力学习，这是好事，但你自己也会写字，为何要我写呢？”一旁的李漱清在旁边打趣：“普勋是想借你的笔，在书上留个墨宝。”

房间里一下子轻松起来。毛主席最终还是题了：“邹普勋赠给唐熙存，嘱毛泽东书。”一行字，说清楚了谁送书，也没让自己的名字喧宾夺主，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

邹普勋回乡后，毛主席仍旧放心不下，又写信提醒他“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这一句看似普通的叮咛，落在一个终生靠体力和手艺吃饭的石匠身上，说来却颇为不易。道理谁都懂，但工钱、生活、子女、柴米油盐，这些现实问题，又一次次把人推回到石碑前。

1954年，毛主席即将迎来60岁生日的消息，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开来。全国许多地方都想“表一表心意”，而韶山老乡中，也有人萌生了“上北京给三哥拜个寿”的打算。邹普勋也写过信，表达想去北京的意思，不过，他的说法更像是“再去见见老朋友”。

当年10月29日，毛主席回信同意邹普勋等几人来京，同时特意嘱咐毛泽连可以来治眼疾，但又强调“除你们四人之外，别人都不要来，如果不得许可，自己来的，不便招待。”这句话看上去冷淡，其实是出于对工作原则、生活节奏以及公私界限的综合考量。

冬天，几位韶山老乡再度来到北京。毛主席见到邹普勋，说了一段极有意思的话：“我一向不主张祝寿的，只要把工作搞好，祝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亨二哥你还比我长一岁，让你来为我祝寿，讲不通。老朋友见了面，我们就来讲过去吧。”

一番话，把“祝寿”这个略显隆重甚至有些“官样”的事情，巧妙地化成了“讲过去”的老友相聚。那顿饭也只是普通便餐，并无铺张。四人吃得自在，也吃得明白：他们能进中南海，是因为曾经一起走过一段路，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

1950年代前期，整个国家正忙于重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恢复经济，每一项都事关全局。而在这种宏大背景之下，一位国家领导人与他童年伙伴之间的书信往来、几次相见，却显得格外清晰。这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多“传奇”，恰恰是因为它足够朴素、足够正常，才更容易被后人记住。

四、回乡再寻“皮蛋”，只剩儿子站在路边

再把时间拨回1959年。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也是毛主席离开韶山整整32年之后第一次回乡。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决定顺路回老家看看。对于韶山人来说，这是极大的喜事；对于毛主席个人来说，这更像一趟迟到已久的还乡之行。

按照安排，他在家乡的时间很紧，要看老屋、看乡亲、听地方汇报，还要考虑安全问题。即便如此，在走到下屋场一带的时候，他还是停下脚步，提出想去邹普勋家看看。

身边的随行人员并不都了解“皮蛋”的来龙去脉，只是依言去打听。结果传回来的消息，却像一盆凉水浇下来：“亨二阿公不在了。”

那一刻在场的几个人回忆，毛主席整个人明显沉了一下，随即说：“他才67岁啊，还可以多活几年的嘛！”这一句，既是惋惜，也是无奈。肺病缠身多年，加上长期石匠生涯中粉尘侵入肺部，在那个医疗条件有限的年代，多活几年，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

院子边上，站着两名穿得朴素的中年人——邹长卫和邹红卫，是邹普勋的两个儿子。他们得知主席要来，急忙赶到路边迎候，又拘谨又激动，有些话堵在嗓子眼里，一时不知道如何开口。

毛主席看着他们，缓了一下情绪，对邹长卫说：“你长得有些像你的父亲邹普勋啊。”声音并不高，但红着眼眶的人不止一个。这个“像”字，不只是说五官、身形，更像是把过去的一整段时间都系在了一个人身上。

沉默了一小会儿，毛主席仿佛想起什么，开口问道：“还有没有牌？好久不打牌了。”这话听上去轻松，背后却连着一件旧事——当年在韶山时，他们一起玩纸牌，有输有赢，有争有闹。

据在场人回忆，他接着又对身边的人笑着说：“过去啊，我经常和你父亲一起打牌，他还偷我的铜角子哩！”所谓“偷”，多半是少年间打牌输赢的小打小闹，说不上什么严重事情。可这么一句调侃，把少年时的顽皮、穷困、玩心，一并带回到了眼前。

铜角子，是旧时常见的小面额铜币。小孩子手里能攒几个，也不容易。打牌时输赢几枚铜角子，会在意半天，也会记上好一阵。几十年过去，当年的铜钱早已退出流通，连制钱本身都成了陈列品，但这份记忆却没有随时间消失。

邹长卫、邹红卫两兄弟，在路边断断续续地向毛主席讲起父亲生前的情况，从早年参加农运、被牵连受挫，到后来靠刻石碑度日，再到肺病越来越重，最后拖着病体过完一生。他们说得不快，却很认真。毛主席听着，不时插一句问问细节，更多时候只是微微点头。

当天晚上回到招待所，毛主席按安排设宴招待韶山的老革命。当拟名单时，他又提到了这个已经离世的发小：“亨二哥不在了，把他的两个儿子都请来吧。”这句话背后，既有惋惜，也有一种延续——既然人已不在，能见到后代，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续上这一段情分”。

在席间，他没有长篇感慨，也没有刻意把话题拉得太沉重，只是在合适的时候提起往昔，讲起当年的农运、乡间的变化、老屋场的风雨。邹普勋不在座，却几乎一直在话题的影子里。

如果把这段往事放在更大的时间轴上，会发现一个颇值得玩味的对照：从1890年代在私塾同窗，到1920年代在农运中分工协作；从1949年前后通过书信互通消息，到1952年、1954年几次在北京相见；再到1959年在韶山路边与儿子相见，人却已不在。

这段时间，国家经历的是改朝换代、战火连绵、建国重建，波澜壮阔。而邹普勋这样的人，经历的是从穷孩子到石匠，从农运骨干到“被牵连者”，再到老病缠身、靠政策照顾渡过难关。两个轨迹，一个愈走愈高，一个起伏跌宕，却一直在某些节点上交汇。

毛主席对“皮蛋”的记挂，也并非孤立。他对老乡、老友，并不是谁都能接、谁都能见，更不可能无限度地答应各种要求。大多数来自韶山的“想去北京看主席”的来信，他都婉拒了，理由很简单——公私要分开，时间有限，不能因私人关系而影响工作，也不能给地方添不必要的负担。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邹普勋单独获邀、病中被照料、离世后儿子受到特别照顾，就显得尤其有意义。这既是因早年共同经历结下的情分，也是对一位普通革命参与者的认可和照拂。

毛主席一生接触过无数人，有元帅将军，有理论家，有工农兵代表，也有许多后来无从查考的普通群众。在这些人当中，能被他反复提起小名、记住少年时期“偷过铜角子”的趣事的，肯定不多。

从这个角度看，1959年那次回乡路边的停步，并不仅仅是对一位“发小”的追念，更是对那一代普通革命者命运的一种静默注视。对邹普勋来说，一生大起大落不多，却饱含困难与病痛；对历史来说，他只是许多普通名字中的一个。但从毛主席的那几封信、几次谈话里，能清楚看出，他在这段历史中并没有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