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环聚能CEO陈锐：核聚变需要加速，也需要“降温”

本文为《能源奇点》系列第二期：星环聚能创始人、CEO陈锐，解读核聚变加速演进的现实和挑战。

第一期

文丨李海伦

编辑丨徐青阳

被马斯克质疑又被称为“能源圣杯”的核聚变，到底是不是现实的能源解决方案？抑或马斯克主导的太空光伏和可控核聚变是文明进阶的双引擎？

随着AI的快速发展、当算力需求快速膨胀、电力成为新的约束条件，全球各国也由此将核聚变重新纳入国家竞争的坐标系中，硅谷资本和科技大佬密集下注，就连特朗普旗下的科技媒体集团也加入阵营布局核聚变。

中国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也将核聚变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方向。当资本、产业和政策开始在同一时间窗口内汇聚，核聚变第一次从“可以再等等”的选项，变成了“是否该现在下注”的现实问题。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资本侧关注的转变上。

核聚变公司星环聚能创始人、CEO陈锐对这种转变感受尤深：“当公司创业初期试图融资时，我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向投资人解释什么是等离子体、什么是磁约束。现在，投资人会直接问：‘你们的Q值能做到多少?什么时候能超过1?’等专业的问题。”认知代差正在迅速消失，而钱正在快速涌入。

陈锐是在 2021年创业进入核聚变赛道的。那时，这个行业仍处在“寒武纪前夜”：路线尚未分化，共识远未形成。到现在，星环聚能的第一台实验装置已经把等离子体加热到1700万摄氏度。2026年1月，星环聚能宣布正式完成10亿元A轮融资，刷新了国内民营核聚变企业单笔融资纪录，这也是开年最大核聚变融资。

钱在涌入，进展在发生，面临的挑战也刚刚开始。即便完成了这个目标，距离真正的商业化发电仍有距离。“如果说证明可控聚变可行、做到等效Q等于或者大于1，大概需要四到五年，”陈锐说，“如果说做出示范堆，能真正连续发电的装置，在工程验证达到等效Q等于或大于1之后，还需要至少四到五年”。

与此同时，行业正在经历一场关于预期的压力测试，并且更复杂的是，技术路线本身依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托卡马克、仿星器、惯性约束、磁镜，每一种方案都有自己的拥趸，也都背负着难以回避的工程挑战。

宏大的叙事愿景之外，陈锐的关注点落到更具体的问题上：AI在核聚变研发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 马斯克的太空光伏是否能真的可以替代核聚变？核聚变的路线如何选择？这样一项长期被安置在“未来”的技术，究竟需要满足哪些现实条件，才能走向落地？

以下为陈锐的QA回答实录： 01、AI没有带来飞跃，但带来了可验证的进步

问： 过去几十年，核聚变一直被视为“永远在未来的能源”，很多科学家表示核聚变至少还需要30年才能真正应用。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陈锐：这些说法都不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与社会关注度的提升，任何前沿科技都会形成加速效应，核聚变也不例外。另一方面，核聚变的科学可行性早已被验证，它并非未知领域，但工程可行性与商业可行性仍然极具挑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人类已经证明“聚变反应在物理上是可以实现的”。过去之所以长期处于缓慢推进状态，核心原因不仅仅是工程上难度巨大，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对它的需求还不够迫切。

而今天的变化在于，AI的崛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算力与能源需求。当人类开始认真思考“AI如果真正全面落地，电力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时，核聚变第一次从“科研梦想”转变为“现实需求”。理论上，它是目前唯一有潜力同时满足清洁、稳定、规模化三大条件的终极能源方案。

需求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人力与政策资源的集中涌入。过去30年的时间尺度，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并不夸张；但在今天，当行业获得远超以往的投入时，推进速度必然会加快。从业内视角来看，我们正在见证一个由慢变量转向加速变量的阶段性拐点。

问：在实际工程运行中，AI对聚变装置的效率提升可以达到什么量级？与外界对“AI带来跨越式突破”的期待相比，真实效果应如何理解？

陈锐：从目前的工程实践来看，AI带来的提升是渐进式的，而不是成倍式的。在现阶段，整体效率提升大致在 20% 到 30% 这个区间，远没有达到外界想象中的 200% 或 300%。

当然，我们也期待随着算法、数据和装置规模的演进，未来能够获得更大的增益。但就目前已经交付、可验证的效果而言，这一水平对工程推进已经具备非常显著的实际价值。

问：在实际装置运行中，AI目前主要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

陈锐：从我们的角度看，主要三个方面：

从我们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AI目前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而且都偏向工程层面的效率提升，而不是颠覆式改变。

第一，是异常诊断与预测性维护。这属于典型的工业级应用，通过对运行数据的持续分析，提前识别装置可能出现的问题，从而在故障发生前进行干预。非常实用，能够显著提升装置的运行效率和可用时间。

第二，是数据补全与质量提升。聚变装置和自动驾驶类似，对高质量数据依赖极强，但在实际运行中，数据缺失和不完整是常态。AI可以基于历史规律对缺失数据进行补全，提高整体数据质量，而可靠的数据本身就是后续工程优化的基础设施。

第三，是数字孪生与自动运行。这是行业普遍关注的方向，但就目前阶段而言，前两个环节才是我们已经稳定使用、且价值最明确的部分，数字孪生和自动运行仍处在逐步推进的过程中。

问：随着核聚变在资本市场和大众舆论中的热度快速升温，外界对其进展的预期也明显抬高。从你的角度看，目前公众对核聚变是否存在认知偏差之处？

陈锐：我觉得倒没有明显偏差。现在学习成本低，只要愿意花时间，信息高度重合。

我反而觉得现在需要给行业稍微降温。虽然国家重视、大家也重视，但聚变本身的客观难度在那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人类工程上最大的挑战之一，我甚至想去掉“之一”，但严谨地说，它确实是人类最大的工程挑战，不可能那么容易。虽然现在资本很重视，但再乐观也需要十年左右才能看到示范堆真正发电，这个周期预估已经非常乐观了。

问：站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你认为哪些阶段性的目标是可以被相对确定地预期的？而哪些依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陈锐：我们要区分两个概念：

• 如果说证明可控聚变可行、做到等效Q（能量增益因子，核聚变领域的一个关键技术指标）大于1（break-even），意味着这套方案理论上可以发电，但还需要时间真正做出来，解决这个不确定性大概至少需要4到5年。

• 如果说做出示范堆（真正能连续发电的装置），在工程验证实现等效Q大于1的情况下，比较乐观的话还需要4到5年。

问：既然核聚变一直存在不确定性，为什么会在2021年前后决定创业？当时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陈锐：坦率说，我们在2021年创业时，并没有预料到行业会在随后几年迎来如此高的关注度。从今天回看，那个时间点确实很好，但当时并不是基于“趋势判断”，主要是基于两点更务实的考量。

第一，是关键材料条件的成熟。高温超导材料开始进入工业化生产阶段，这是商业化聚变装置能否“小型化、低成本化”的核心前提。一旦材料门槛被突破，商业聚变从技术上就具备了“可尝试”的基础。

第二，是国际竞争窗口的出现。2018—2020年间，美国已经陆续出现多家商业聚变公司，尤其是由MIT团队孵化的 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给了行业一个强烈信号，商业化路径正在被验证。如果继续停留在传统科研体系内，节奏将难以追赶全球竞争者。

因此，当时的决策本质上是一种“窗口期行动”：因为如果不行动，就一定会错失机会。

问：在创业之初，是否已经有明确的商业化落地设想，还是更多基于技术自信？

陈锐：商业化路径从一开始就是我们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 10—15 年的完整发展周期，目标并不是做概念验证，是为了最终实现具备发电能力的示范级聚变堆，并推动量产。

这个规划并非拍脑袋得出的。早在2019年底到2020年期间，我们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与论证，与投资机构、政府部门及科研组织持续沟通，逐步形成了完整框架，其中包括技术验证路径、工程化阶段目标、团队规模预估、资金需求测算，以及未来商业模式的基本轮廓。

在随后的融资与运营过程中，执行层面不断调整，但方向始终未变。可以说，创业的出发点既包含技术自信，也包含对产业节奏与商业路径的系统性预判，而不是单纯的“技术冲动”。

问：在当前核聚变产业链仍在快速成型的阶段，星环聚能希望在其中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陈锐：我们的定位，首先是主机厂，站在产业链的下游。但由于整个产业仍处在发展初期，很多关键环节并不成熟、也容易出现断点，所以我们同时也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补链者”。

问：星环聚能脱胎于清华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团队核心人员均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也就是说你们的早期团队以科研人员为主，在商业化能力方面如何补足？

陈锐：我和谭熠（星环聚能首席科学家）在 2016 年就已经有过一次完整的创业经历，从融资、团队搭建到业务推进都有实战经验，这让我们在星环聚能成立之初，并不是一支只懂科研、不懂公司运作的团队。

问：与创业初期相比，近年来核聚变在资本侧的认知和融资环境发生了哪些关键变化？这种转变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陈锐：变化非常大，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四五年前，当我们与投资人沟通时，大多数人对核聚变几乎没有概念，需要从物理原理到产业路径进行完整的介绍。很多人并不是不相信核聚变本身，主要是对“商业公司能否做成这件事”保持怀疑。

而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投资人不仅了解核聚变，甚至对不同技术路线、国际公司格局都有清晰认知。与此同时，无论国内还是海外，真实资本已经大规模进入这一赛道。

更重要的是政策层面的变化，“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将核聚变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点方向。资本、认知与政策三方面的同步转向，使得今天的融资环境与创业初期相比，已经是两个时代。

问：资本在评估公司估值时，主要的核心支撑点是什么？

陈锐：三个方面：

第一，工程研发能力。因为现在聚变还在研发阶段，因此公司的研发力量，工程化的研发能力是第一位的。

第二，商业化能力。包括估值、融资额，这也是护城河。比如公司账上有20亿现金和没有现金，企业面临的压力完全不同。获得资本的能力很重要。

第三，工程结果的交付能力。拥有工程化团队是一回事，能否把复杂系统拆解、组织并按阶段交付可验证的成果，则是另一回事。这不仅考验技术实力，更考验项目管理、组织协同和长期执行能力。

问：2026年1月，星环聚能宣布完成10亿元A轮融资，融资将主要用于哪些环节？

陈锐：重点是装置建设的完整投入，从设计到生产、运行。具体包括：磁体、真空室、电源、控制系统、诊断系统等。

问：在最初天使轮阶段，你是如何说服投资人的？

陈锐：这个和资本对公司估值的评估逻辑都是一样的，不论是获得投资、说服投资人，核心一直围绕三点：公司的工程可行性、工程能力、商业能力。

03、先花一两亿做“确定性”，再用十几亿放大胜率

问：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星环聚能进行了哪些迭代和升级？每次升级解决了什么瓶颈？

陈锐：从宏观角度讲，可控聚变是一场“已知终点的长跑”。终点明确，所有的迭代就是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向终点奔跑。

星环聚能在过去四五年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建装置。团队最初从清华体系出来时，虽然已经拥有一套在科学上可行、并获得国家重大专项支持的技术方案，但在工程层面仍缺乏实证基础。因此，我们与清华大学合作，搭建了一台实验装置，核心目标是对整套方案进行系统性的工程验证。

这台装置主要用于验证磁约束与加热能力、装置的重复运行稳定性，为后续更高参数装置打下工程基础。

过去三四年，我们在搭建团队、验证整套方案上已基本完成。唯一的问题是，目前只能把等离子体加热到1700万摄氏度左右，而要实现氘氚聚变、达到等效Q大于1(较好的能量输出)，必须达到一亿度以上。这是我们现在的差距，也是接下来要做的装置要突破的方向。

第二件事是高温超导磁体研发。高温超导是商业化聚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之一，但磁体制备非常难。对于磁约束路线，磁体技术是核心之一。我们在高质量磁体研发上投入巨大，已经制作测试了上百个高温超导磁体线圈，在工艺上做了大量探索。

问：在达到更高等离子体温度的过程中，限制因素更多来自物理本身，还是工程实现层面的约束？从当前阶段看，最大的瓶颈在哪里？

陈锐：从科学层面来看，可控核聚变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未知问题。刚开始我们提到了：核聚变更像是一场“终点已知的长跑”，达到成功所需的条件是明确的，业界在温度、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等关键指标上已经形成共识，这并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判断。

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工程上把这些条件实现出来。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更高温度，本质原因并不复杂。

第一，是资源约束。在早期阶段，天使轮的资金规模并不支持直接建设一台能够冲击目标参数的大型装置。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足够的资金和足够规模的工程团队，这是客观前提。

第二，是风险控制的选择。即便当时拥有充足资金，我也不会选择一开始就投入十几亿元去做一个高风险的大装置。我们更合理的策略，是先用一到两个亿做一台小型装置，把所有关键工程问题逐一验证清楚。

问：这个小装置在技术上验证了哪些核心关键问题？收获如何？

陈锐：收获非常大，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团队建设。基于这台装置的建设、安装、运行，我们打造了一支在国内聚变公司中相当不错的团队。目前研发团队具备了可控聚变整个产业链上所有需要的技术能力。这支团队也将建设我们的下一代装置。

第二，技术成果验证。我们验证了磁约束能力、加热能力与装置的重复稳定运行。在这些问题都被确认可行、团队具备把握之后，才进入下一代装置的放大阶段。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放大”并不是简单地把装置做大，更多的是对磁场强度、磁感应水平、机械应力承受能力以及磁体尺寸和结构进行全方位提升，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迈向更高的运行条件。

问：达到一定温度目标后，接下来的工程计划是什么？

陈锐：未来四年，我们希望通过两台装置挑战1亿度。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台阶式”推进。虽然是长跑，但我们设置了台阶：要上到1亿度那个台阶，我们规划了3步，通过三个台阶跨上去。每一台装置就是一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已经完成（1700万度）。接下来要做第二和第三个台阶。

问：第二和第三个台阶分别是什么？

陈锐：从温度角度简单说：第一个台阶是1700万度(已完成)，第二个台阶是三四千万度(约4000万摄氏度)，第三个台阶是1亿度。具体而言，第二台阶我们要做一个负三角的球形托卡马克装置(内部称为NTST)，而第三个台阶是我们的1号装置，也就是CTRFR-1。

问：从第二到第三台阶，周期分别需要多久？

陈锐：NTST（第二台阶）已经开始生产，预计2026年8月完成生产并开始安装，2026年底或者2027年初安装完成并开始运行。2027年第一或第二季度开始生产1号装置(第三台阶)。

1号装置生产需要一年，到2028年第一或第二季度生产完成并开始安装。2028年底完成安装，然后用2029年一整年时间运行到合适水平。最终目标是1号装置的等效Q达到等于或大于1。

04、球形托卡马克路线：目标不是最酷，而是最便宜

问：在当前核聚变多路线并行发展的格局下，星环聚能为何选择球形托卡马克这一路线？ 你认为它是最具商业化潜力的路线吗？

陈锐：我并不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判断“哪条路线绝对最优”的阶段。核聚变本身就是一个多路线、多技术并行推进的过程，如果某一种方案已经在商业化路径上形成明显优势，资本和资源也不会如此分散。

从这个结果反推，其实说明各条路线在不同维度上各有优劣：有的在物理参数上更激进，有的在工程实现上更复杂，也有的在系统规模和成本控制上更有挑战。

球形托卡马克的特点在于，在合理的工程假设下，有机会把装置做得更紧凑、更经济。结合我们的具体方案，如果未来能够实现 等效Q大于 1，并进一步走向稳定发电，从理论测算来看，我们有可能成为单位成本最低的方案之一。

这里并不是说它“天然更先进”，重点是从工程可实现性和长期成本结构出发，它具备一定的商业化潜力，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一路线的核心原因。

问：与长脉冲或稳态运行相比，脉冲式运行在能量输出、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方面通常被认为更具挑战。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在商业化路径上，脉冲方案的现实可行性体现在哪里？

陈锐：脉冲式运行确实会对机械结构、材料疲劳以及系统协同提出更高要求，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客观存在的工程挑战。但如果因此简单地认为脉冲式运行“不稳定”，这点我并不认同。

稳定性并不取决于是否连续，而取决于系统是否能够在设计工况下可控、可重复地运行。从工程角度看，脉冲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可靠。我们日常使用的汽车发动机，本质上就是一种脉冲式工作系统，却能够在高度可控的条件下长期稳定运行。

我们的方案正是借鉴了类似的工程思想：通过明确的工作周期和可控的脉冲节奏，把复杂的能量释放过程纳入可管理的工程体系中。从这个角度看，脉冲式是一种在现阶段更具工程可实现性的选择。

05、马斯克的太空光伏，解决不了地球的用电焦虑

问：前段时间马斯克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核聚变不认可，并认为太空光伏更具潜力，如何看待他的观点？如果他的判断成立，核聚变的价值在哪里？

陈锐：实际上我不同意马斯克的观点，原因有几点：

第一，从技术可行性来看，太空光伏在太空侧发电本身是成立的，但将能量大规模、低损耗地传输回地球，仍然面临现实约束。当然，如果电力直接在太空消纳，比如用于轨道系统或太空设施，这是另一回事。但从满足人类当前和可预期的主要用电需求来看，地球侧的能源问题仍然无法由太空光伏解决。

第二，从经济性和系统成本来看，马斯克的太空光伏强调的是极端规模下的成本优势，即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但任何工程系统都存在一个效率与成本的平衡区间，并非只有“越大越好”。在一定规模下，小而集中的能源系统同样可以具备很高的效率和经济性。以我们设想的兆瓦级聚变方案为例，在合理工程假设下，其整体成本和效率都具备竞争力。此外，不同技术路线的判断，往往也会受到各自既有产业布局的影响，这在产业讨论中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从人类长期发展的视角来看，掌握可控核聚变的意义不仅在于替代某一种能源形式，更在于理解和复制恒星能量机制。如果人类未来要走向更远的深空环境，脱离对太阳的依赖，稳定、可自给的高密度能源将不可或缺。从这个意义上讲，核聚变更像是一种面向长期文明尺度的能源基础能力。

问：如果光伏和储能成本持续下降，核聚变路线还有必要吗？

陈锐：我不觉得这是个担忧。

第一，现在光伏已经基本到底了，很难再大幅降价。即便如此，与聚变将来的成本相比，光伏压力也很大。聚变理论上能做到成本非常低。

第二，从能源安全和系统稳定性来看，未来的能源体系不可能依赖单一技术路线。即使核聚变最终实现商业化，也不会完全替代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更合理的状态是多能源并存、优势互补。例如，在一个成熟的能源结构中，聚变可能承担其中约三到四成的基础负荷，其余部分仍由水电、风电、光伏等共同支撑，这样的组合才具备真正的安全性和韧性。

06、核聚变商业化怎么做？

问题：星环聚能的装置设计相对紧凑，外界也关注其在海上或深海等分布式能源场景中的潜力。目前这一方向是否已经进入具体的商业化推进阶段？

陈锐：从设想层面看，我们确实对海上和深海等分布式场景做过系统思考，但目前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工程实施阶段。

首先要在陆地上证明可行，因为海上条件更恶劣（颠簸、材料要求等）。我们的装置是8米直径、10米高的圆柱，确实可以放在大型海上平台，但必须先在陆地上证明可行才能上船，这是基本逻辑。

目前这个计划停留在逻辑上和科学上的可能性阶段，真正实施要等陆地装置做完。我们也在做一些准备，比如接触船舶行业、造船行业的投资人，这是商业上的考量，但工程上确实还没开始。

问：除了发电，会考虑技术授权或设备销售等其他方式吗？

陈锐：聚变行业有一个现实前提需要先说明：商业模式并不是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的。即使我们是民营公司，在中国，核聚变这样的能源形态必然处于严格监管之下。无论是卖电、卖设备，还是是否出海，最终都需要在国家监管框架内决定。

如果只从企业自身能力出发，我个人更倾向于设备销售。这是我们团队最具相对优势、也最直接的方向。至于电厂建设和运营，我们并非不能参与，但这并不是我们当前最核心、最擅长的能力所在。

07、中美核聚变竞赛进入深水区

问：近年来，硅谷对核聚变的关注度明显升温，资本和创业公司持续涌入，就连特朗普旗下的媒体科技集团也布局了。中美作为这个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如何看待中美在技术与工程能力上的差异？

陈锐：中美两国各自有不同的优势侧重点，美国更偏“资本驱动的技术突破”，中国更偏“体系化工程推进”。我们在这样一个高度复杂、长周期的系统工程领域，很难用单一指标去判断“谁更强”。但是我们中国在工程体系、组织能力和长期投入上也有相应的基础和底气。

问：2026年，核聚变产业你认为会主要呈现哪些趋势和变化？

陈锐：2026年我们会看到更多商业化聚变公司成立，更多大额融资披露，更多工程化进展展示。整个行业都在加速推进。

问：对想进入聚变领域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

陈锐：从行业角度看，我其实非常欢迎更多公司进入这一领域。可控核聚变的潜在空间足够大，当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全球，参与者的数量都还远远不够。就中国而言，目前相关公司加起来也不过二十家左右，谈不上激烈竞争。

在这个阶段，行业的核心任务是把整个赛道真正往前推进。只有当技术和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商业化路径逐渐清晰之后，竞争才会真正开始。

因此，我乐见更多公司把事情做成。只有行业整体发展起来，未来才谈得上商业化层面的竞争，而现在，还远没有走到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