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山下的花环》到《翠湖》，叫不出他的名但忘不了他的戏

2026年1月，电影《翠湖》开启全国路演。杭州站映后，一位女观众讲述自己与长辈的故事，失声痛哭。饰演外公谢树文的李振平跨步走过去，给了她一个拥抱。银幕上，他是那个发现“家庭这台机器螺丝松了”、默默把它们一颗颗拧紧的老人。凭借这个角色，他在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上摘得最佳男演员奖。

《翠湖》剧照，李振平饰演外公谢树文

从西双版纳的知青到云南省话剧团的学员，从谢晋剧组《高山下的花环》里的一班长到白玉兰奖电视剧《福贵》的制片人与主演，李振平的履历跨越半个世纪。七十多岁的他在小红书上自称“无颜值、无流量、一张老脸的普通演员”，他始终信奉老师教的那句话：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回望来路，他说自己“不过是尽了本分”而已。

对于这位从舞台上摸爬滚打走来的老戏骨来说，最好的角色或许才刚刚到来。

2026年1月，李振平出席《翠湖》上海映后见面会。

改变命运的那一天

1972年之前，李振平在西双版纳待了两年零十个月。那是上山下乡的年代，他从北京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三营，没有回城的指望。“都说要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日子就那么过着。直到有人告诉他，云南省话剧团下来招生了。

他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听了只是点点头。没过两天，两位老师竟然找到了三营。一位是朱一锦，电影《五朵金花》里饰演“拖拉机手金花”的那位演员；另一位是王泽良。他们说明来意：这次招生有几个条件，一是北京人，普通话说得好；二是个子要高一些，形象要好一些。是知青中一个叫梁红的同志把他介绍过去的。

李振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省话剧院在哪？

“在昆明。”

他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第二天，他按照要求到景洪的一个宾馆去面试。其实对表演，他在上中学时只是爱好，在业余宣传队里玩一玩而已。那天去的人不止他一个，大家按要求做小品、朗诵诗歌。考官什么也没说，继续考其他考生。有一个即兴小品的题目：你是北京知青，突然见到了刚到西双版纳的同学，不期而至，你怎么表现？李振平做完之后，考官在考其他考生时突然说：“李振平，你上去给他们做一个示范。”他有点受宠若惊，心里小小一惊：是不是我考得还可以？最终他被录取了。那一批一共录取了七个人，三个北京知青，四个上海知青。1972年3月1日，李振平正式来到云南省话剧团做学员。学员三年毕业后，他就在这个剧院一直干到退休。

至今他仍称朱一锦和王泽良为“恩师”。王泽良老师已经去世，朱一锦老师现在在美国，两人还保持通信。“确实是这两位老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否则我不太可能从事艺术这个行业。”

好好演你的戏

1984年，谢晋导演筹拍《高山下的花环》，八一厂的副导演李丹军到云南找演员。李振平去面试时，发现有十几个人都在应聘“一班长”这个角色。“可见谢晋导演的影响力有多大，哪怕是很小的角色，能进入他的剧组都是莫大的荣幸。”

当时在场的还有王玉梅老师、北京人艺的童超，都是大明星。谢晋导演出了一个即兴小品题目：三喜连长的老婆玉秀今天来到部队，你们作为战士怎么欢迎嫂子？大家做的都是生活上的事情：打扫房间、买好吃的、包饺子。李振平比较靠后，前面的人把他想做的都做完了。

李振平想了一个点子：嫂子来了，但部队里没有女厕所，她晚上起夜怎么办？他做了一个小品：把自己的脸盆偷偷放在连长的铺位下面，附了一张纸条，跟连长说“嫂子晚上起夜的话看床下”。做小品时他用余光看了一眼谢晋，谢晋在那笑。后来他们开玩笑说：“我们都想的是腰部以上的事，你怎么想到腰部以下？”这种关键时刻确实是细节决定的。第二天副导演告诉他：“谢晋导演定了，就是你。”

《高山下的花环》中的李振平

当年拍电影和现在不一样，都是胶片，国营企业，拍得很慢，有时候一天就拍八九个镜头。这部电影拍了八个月。对李振平来说，这八个月比上一次戏剧学院学到的知识都更丰富，因为这是现场的实践学习。

剧组到了之后，先练习了一个月的小品。从进组那天起，你是班长，你就是班长；你是连长，你就是连长。军装发给你，你就穿上。每天晚上做小品，导演来看。谢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导演，从来不说“好”“太好了”“做得不错”这样的话。做完之后他可能说“满不是那么回事”就走了；做得好的时候，他会说“有点意思了”，这就等于是肯定了。“你别指望从他嘴里说出‘你很好’，没有的。这就敦促着你总在思考，总在往前走，不敢停滞。”

一个月之后开机，这时候演员已经有一半成为这个人物了。因为这一个月基本上已经靠近这个人物的生活、他的性格、他所做的事情。真正拍摄时，就不觉得这个人物演起来那么生涩。因为他的角色戏份比较少，演完后获得了一份协调的工作，负责群众演员的表演。群众演员的戏跟前面主要演员的戏融不融合，由他来协调。这样他就可以参加导演组的会议，每天晚上听谢晋导演讲他对角色、对人物、对第二天戏的把握。他每天晚上都在记日记，三本日记本都记满了，现在还留着。“真是胜读十年书。”

有一场戏让李振平印象深刻。连长梁三喜牺牲后，他八十岁的老母亲带着儿媳妇和刚出生的孩子盼盼，从昆明下火车后走了将近两百里地来到部队。为什么？因为怕花钱。连长还欠着战友的钱，抚恤金才680块钱。她们为了省钱，在雨中赶路，饿了就掰一点干煎饼用水泡一泡吃。

王玉梅老师演这个老母亲，她一边走一边落泪。谢晋说：“不落泪。”大家都愣了。

王玉梅说：“导演，我演到这儿就要落泪。这是什么情景，我怎么能不落泪呢？”谢晋说：“你就听我的吧，不落泪最后的结果一定好。”他们争执了一下。王玉梅说：“我演了几十年戏了，这点感觉，要感觉不对的话我就不是王玉梅了。”谢晋说：“这样吧，你按照我的来演。如果我的指导是错误的，效果不好，我登报向你道歉，并跟大家表明不是你要这样演的，是我让你这么演的。”最终画面出来后，王玉梅竖着大拇指说：“导演，我服了。”

谢晋解释说：一个人最惨的不是他知道自己很惨在卖惨——那不惨。一个人在最惨的境地是麻木到自己都不知道惨了，这才更能触动人的心灵。

“这一段到现在几十年了，一提起来我都会激动。”李振平说，“这样的导演，他的镜头真是能够直接戳心，有感化的力量，而且衬托出这位三喜母亲的伟大。如果大娘一边走一边落泪，观众有的只是同情心，而缺乏崇敬之心。这样演，一个伟大的农民形象一下就立住了。她的心可不小，太宽厚了，自己宁可吃各种各样的苦。她觉得我应该这么做人，不能没有良心，欠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八个月后杀青，李振平跟谢晋深谈了一次关于表演的问题。因为他的角色比较小，当时还年轻，他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心里很忐忑。他问：“谢导，您觉得我做演员合适吗？”谢晋反问：“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

“您要觉得我做演员合适，我就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如果不合适，我就想改行。”

谢晋只答了一句话：“好好演你的戏。”

在他们俩的一张合影上，谢晋特别签了字：“李振平，纪念一次难忘的合作。”这张照片他现在还留着。一个不怎么说“好”的导演，说了两个“好”字。“这对我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了我自信，奠定了我从事演员这条路的信心。这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次拍摄经历。”

四十多年后，在上海的《翠湖》首映礼上，一个意外的场景让李振平停住了脚步。一位观众递上两张放大的海报请他签名。他原以为是《翠湖》的宣传物料，低头一看，却愣住了。

一张是1984年《高山下的花环》中的画面：他饰演的一班长抱着牺牲的指导员，泪流满面。另一张定格在2005年上海电视节的颁奖台上，他高举着“白玉兰奖”的奖杯，那一年，他参与制作并主演的电视剧《福贵》摘得“最佳电视剧”殊荣。这两个瞬间，横跨二十余年，恰是他艺术生涯中最闪亮的时刻。而那张“泪洒战场”的照片，甚至不是正式的剧照，而是观众从影片画面中截取、再冲印放大的。

“何德何能，”他后来在小红书写道，“一个无颜值、无流量、一张老脸的普通演员，何德何能让一个观众捧在手里，又再次走进影院观看我们的《翠湖》。”

2005年上海电视节，李振平参与制作并主演的电视剧《福贵》摘得“最佳电视剧”殊荣。

我说我会

1993年，全国话剧市场特别不景气。七八十年代，李振平刚到话剧团，话剧特别火。如果今天晚上演话剧，头一天晚上就有人排队等票，排一宿队也要看一场话剧。他们当时演一些小角色，跑龙套，在舞台上摸爬滚打，对以后的表演经历非常有帮助。“没有在舞台上这样的历练，很难打下坚实的表演基础。”

但到了1993年，话剧市场日渐式微，每年演不了几个戏。他觉得如果长此以往就把自己耽误了。而那时候影视剧特别火。恰好当时有一个政策：从艺30年可以提前退休。他毅然决然办了提前退休，回到北京去开拓影视市场。当时他四十多岁，人至中年，重新开始，一开始也非常艰难。不过比起那些背井离乡的北漂，他的家在北京，至少还有个落脚处，亲朋好友、父母都在。“别人都敢闯，我有什么不敢闯的？何况我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很幸运，他的第一部戏便是跟着赵宝刚导演拍《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饰演一位公安局处长。这部电视剧在当年颇为火爆，此后找他的戏便逐渐多了起来。但演员这个行当太被动，总被人挑来挑去。“你特别喜欢的角色，导演可能觉得你不合适。”李振平心想：如果能做些幕后管理的工作，或许可以掌握一些主动权。正好有个剧组需要制片主任，找到了他。他没做过，却一口应承下来：“我会。”

剧组尚未开机，他便四处拜访老制片主任，虚心请教这个岗位该懂什么、管什么，一一记在本子上。他第一次担任制片主任，是北京电视台的电视剧《秀水街》。因为做事用心，得到了认可。中途发生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比如电视台要换导演、换工作人员，他居中斡旋，几方都给足了面子，处理妥帖。自此，制片主任这个位子算是坐稳了。

做了制片主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遇上他觉得适合自己的角色，可以跟导演商量，凭实力自荐。“这个角色我能胜任，不会比别人差；如果形象气质上你认可我，我来演，但我不要酬金，只拿制片主任那份就足够。这样对剧组也是好事。”说到底，还是心里揣着一份艺术理想，想在作品里有所呈现。

《福贵》根据余华的小说《活着》改编。原著里其实并无陈掌柜这个角色。这是和编剧讨论剧本时，额外添上的一笔。拍完后请余华来看，余华评价甚高，当面对他们说：“你们的电视剧比我的小说好看。”一般而言，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很难胜过原著，时间篇幅的局限摆在那里。但余华特意提到，正是加了陈掌柜这一笔，让电视剧比小说好看。这部戏后来获得了白玉兰奖。

走进谢树文

卞灼导演第一次见到李振平时，对他的形象是有些失望的，觉得跟自己外公有距离。平常喜欢锻炼身体的李振平，太健壮了。李振平跟他说：“如果你只是感觉形象年龄上有差距，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弥补。如果你感觉我整个气质跟您外公差异特别大，那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气质我是改变不了的，年龄我是可以改变的。”

虽然李振平比卞灼外公小十几二十岁，但外公所经历的那些特殊年代，他大部分也经历过。在表演中有一个“情绪记忆”的理论，从自己的情绪记忆里调动一些东西出来，再根据剧本中谢树文的所作所为、他的行为线、他的生命线进行调整和融合。“毕竟我是几十年的老演员了，这应该不是很难做到的。”

后来他跟化妆师提出：干脆把头发全部漂白。他本来是花白头发，以为漂白头发像染黑头发一样简单，一洗就行了。其实不然，不是染，是漂。用了四个多小时，漂了四遍，还不是完全白。理发师说不敢再漂了，再漂太伤头发。“漂的时候头皮是辣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两码事。”

李振平饰演谢树文

从外到内，或者说从内到外，这两者在揣摩表演时是并驾齐驱的。他需要同时去琢磨、去体验、去体现，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案头工作。在形体上，他做了调整：背部微驼，脚步拖沓。在声音上，少用实声，多用气声。再加上角色本身是病态的，经常会有抑制不住的咳嗽，这咳嗽也不能咳得做作，得确实像一个真的病人。如果这些都能做到位，形象慢慢就接近谢树文这个人物了。

李振平借鉴了自己的姥姥。姥姥活到九十多岁，话很少，姥爷早就不在了，她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慢慢长大了才能够理解：她真的是被边缘化了。姥姥对他特别好，他跟姥姥在一张双人床上睡到了十九岁，但跟她没有更多的交流，年轻的时候还经常跟她发脾气：“你又不懂，你管我这些事干嘛？”其实姥姥是最疼他的。“等我长大了，有了子女，慢慢变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对不起我的姥姥。当时我跟她发脾气或指责她的时候，姥姥有时候只是无奈地笑笑，从来没有跟我顶过；或者无言地转身就走。这是一个老人的心态。”

做了演员之后，他发现如今很多老人普遍都有这种心态：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个家里边没有用了，没有人认可自己，被边缘化了，而且孤独。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人跟自己说说话，能够理解自己，别把自己当外人。就像电影里谢树文跟孩子们说的：“我们俩就想在一起做做饭、说说话。”就这么点事，他就觉得不孤寂了，精神上有依靠了，还有再生活下去的信心。否则自己都觉得“活着有什么意思”？

虽然李振平还没到八十岁，但他们的心境他觉得自己可以体会，“因为我马上就到了这个年龄了。别说三代，就是两代之间，人家有人家的工作，真的需要你的地方不多。有一天老夫老妻总有一个要先走，剩下的那个人怎么办？大部分是孤独终老的。但他又有点不甘心，为了让大家认可他，还承认他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他总想为这个家族做一点什么。这个机会不是别人给的，是他自己找的。”

“电影里的谢树文就是这样，他是自己找的。他找什么了？如果家庭是一台机器的话，他发现很多螺丝松掉了，运转起来好像不太正常。他在默默地把这些螺丝一个一个拧紧。他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希望在死之前能让这台机器正常运转起来，别把亲情丢掉。”

《翠湖》剧照

电影里有两场吃饭的戏。一般来讲，吃饭的时候，不管是跟朋友还是家人，情绪总是直白地暴露出来，那个场合不太允许你隐藏什么。而恰恰在电影里，第一次吃饭时最有隐瞒的、最不能直接表达的就是外公谢树文。那天是妈妈的忌日，他又想离开孩子们，跟新结识的老吴搬到一起。他有难言之隐，所以尽管表面上说“样样好”，这话有点言不由衷，情绪是很低落的。

第二次吃饭不一样了。留学美国的孩子回来了，家庭关系基本走向正轨，虽然还有很多没完全解决的地方，但他已经感觉到满足了。因为这里边有他一份功劳，至少跟孙辈、跟子女他觉得又慢慢融合回去了，他有了一点作用。他的心情跟原来不一样了。李振平还跟导演说：“我再加一句。”加什么？“步步高。”这是他当时真正想表达的心态——“我希望这个家庭越来越好，咱们往上走。”

谢树文跟老吴在一起的时候是放松的。一支烟递来递去，他抽两口递给她，她抽两口递给他。“你不可能找一个生人，或者你很讨厌的一个人，把人家抽过的烟嘴放在自己嘴里。”这个细节说明两人关系不同。他在自己家抽烟的时候，缩在角落里，躲在院子里，很紧张。跟老吴在一起抽烟的时候，无论是在翠湖公园还是在她的院子里，都是放松的。

他跟老吴既坦然放松，但也还有一定的界限。老吴给他买了一件红毛衣，问“你喜欢吗”，他没有说“太好了，你给我买的”。这句词不是台词本上的，是他们临时走戏时加的：“谢谢啊。”都非常克制。“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谢谢’是一种礼貌，但‘谢谢’也是一种距离。”

《翠湖》剧照

不可小看年轻人

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前，李振平和卞灼在宾馆房间里。他说了一句可能有点泄气的话：“导演，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一刻钟之后，观众就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了，最后我们的电影成了一个冷场的场面。”

卞灼平时不抽烟，那天跟他说：“给我一支烟，让我压压惊。”首场放映结束，掌声热烈，还伴有几声抽泣。李振平意识到，一切似乎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与观众共情的种子似乎就从那一刻开始生根。

2025年6月，《翠湖》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亮相，李振平出席映后活动。

去年，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颁奖那天，李振平反倒特别放松。他觉得“现在得奖哪有跟老演员有关系的”，而且这部电影还没经过票房考验，既不是悬疑也不是惊悚，没有更多情节，就如涓涓流水似的，评委会能不能认可，他不抱太大希望。

直到马上进入会场，一个人来找他：“李老师，您准备了获奖感言吗？”他一愣，对方继续说：“您要准备三分钟的获奖感言，您被选为最佳男演员了！”他以为是玩笑，不可置信地回头看向卞灼他们，大家都笑了，点头说“真的”。

那天他穿得比较随意，获奖感言第一句说的就是：“我觉得我这身衣服对这个奖有点不公。”每当想起那个时刻，他总是感慨，他坦言：“在《翠湖》里，我获得了很多。”他最大的感悟就是：“真是不可小看年轻人。”

2025年9月26日晚，福建福州，第十二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李振平获得金丝路奖·最佳男演员奖。 视觉中国 图

卞灼导演第一次到李振平家里来，李振平一看，这么年轻。“按通常来讲，我觉得我应该是老戏骨，你是初出茅庐，不会有什么更令人惊诧的创新想法。我真的小看他了。”

在片中饰演外婆元勤的张英伟是李振平的妻子，那天也在场。一聊天，她就跟李振平说：“这个孩子真不简单。他这么年轻，但聊的方方面面让你心里特别舒服、特别亲切，而且特别真诚。”光是聊天，还没谈到电影，她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她跟李振平说：“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电影，不管怎么样，什么都不要考虑，一分钱没有也一定要去。”

从定妆造型到案头工作，一步一步，李振平感觉到卞灼真是个有想法的导演。有人问他：“卞灼这个导演怎么样？”他说：“他是我在年轻导演里边，不止云南，是我见过的、合作过的，最有才气的一个。”

谈及《翠湖》表演时，李振平似乎记得所有细节。背影那场戏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也让他颇为感慨。“整个电影的处理完全是因为导演的底蕴生发出来的。我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在拍我的背影，而且他的那些想法，事先也没有跟我们沟通。”

看了最终剪出来的背影镜头，“我突然感觉到这导演真是不得了。他的视角不一样，见识很多，跟他在国外读书、在北京的生活、从事摄影导演的经历都有关系。他不是大众化的思维，有他独特的思维。”

那天拍这场戏时，他一看卞灼那么执着，就觉得自己的背后应该有点东西给他。“不然就是特别僵的一个背身照，特没意思。”他想象一个人在空洞洞的房子里，这房子曾经住过最亲爱的人，现在那个人已经没有了，只有自己半夜三更睡不着觉。这时候一定会想最亲的人，眼睛下意识地去追寻。

“所以我从站起来一直到出画，我是在跟随。我觉得这个人是带着我走的，她在叫着我‘树文’，我就跟着出去了。在动的这些影子里边，我所寻找的人就在其中，她肯定是在这里边，只不过被这些树影掩盖了。”

这场戏拍了好几遍，卞灼对光影的要求特别高。李振平一次一次地想：怎么能把自己糅进这光影里面，让人感觉融为一体。“你别光看光影，这光影是为人物服务的，它是他的心境。不是背影在表演，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之后，背影自然会流露的。”

《翠湖》剧照

他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一个低成本的片子，没有大牌导演，没有大牌演员，也没有重金宣传，年轻人却那么喜欢，而且得了那么多国际、国内的大奖？

“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卞灼不是一个自恋的导演。我们这个片子第一次剪完差不多有四个多小时，他砍了很多。第二次剪完后剩下两小时，又调整了很多，甚至很多我本人都特别喜欢的镜头，他都大刀阔斧砍掉了。他很舍得。”获奖后李振平曾和卞灼聊过：“这个片子肯定是成功了，但我希望票房也能更好。”卞灼却回答：“我没考虑过票房。”

“现在的观众非常聪明，导演想表达什么，想博眼球，想炫技，想教育观众，观众一眼看破。而这些在他的片子里都没有，所以他要求我们演员就是：真实、真诚，足矣。”

后来全体演员集中对剧本时，卞灼突然打电话给张英伟：“张老师您也来吧。”她去了，在旁边听他们对台词。到最后，原剧本里有一段外婆跟外公的对话，卞灼突然说：“张老师，这个元勤外婆的对白，您对一下吧。”她对了，而后泪流满面。“能看到很多老夫妻的那种心境，这是现在很少有的东西，我们内心里有，但很少看到有人表达出来。”虽然这场戏中外婆没有露面，但从对台词中，她能感觉到外婆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甚至觉得很像她自己。

后来拍手部特写时，她依旧特别触动。片子出来后，她把那张两双手的照片发给在国外的女儿，说了一句话：“这双手是你爸爸和妈妈的手。”女儿当时就哭了，说看着这双手，就觉得爸爸妈妈就在眼前。

《翠湖》能收获认可，李振平觉得很令人兴奋，他更为卞灼高兴。“《翠湖》的成功奠定了大家对卞灼导演的认可。我希望这样的青年导演越来越多，能够创造出各式各样非常真诚的作品。”这改变了他原来对年轻人有些偏激的看法，开始尝试与年轻导演合作。“最近拍的几部戏都是年轻导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独到之处，都很有想法，特别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而且很用功。”年轻人现在追求的品位真的很高，很多人不计成本，没有更多私心，就是为了完成一部好作品。

他是个从来不挑角色的人，各种角色都想尝试，不论大小。从学表演时老师就教导他们：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你永远要爱的应该是自己创作的角色，不要太在乎自己。自己没有什么更深的价值，你创造出来的角色才是你的价值。”

导演卞灼、演员李振平和制片人关南

只有云南

回到年初，《翠湖》在北京大学的放映。

戴锦华教授在映后谈这部电影时，如此评价：“翠湖是装载情感的容器，是心灵的航标。”李振平觉得说得太对了。昆明人不管什么喜怒哀乐，碰到任何问题，都愿意到翠湖去坐一坐、转一转、说一说。初恋也罢、热恋也罢、失恋也罢，都发生在这个公园里边。只要在昆明，翠湖就是李振平每天必去锻炼的地方。

云南跟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有二十六个少数民族的省份。云南的魅力在于各个少数民族不但有异域风情，还有各种不同的人文景观。每个少数民族语言不一样、服饰不一样、景色不一样。差异特别大，你每到一个地方都具有新鲜感，不会觉得“这地方我来过了，我在哪都看过了”。没有，在这里是独一份。

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那些人更可爱。“特别原始的那种诚心向你展露无遗。”李振平曾经跟着剧团，去一个人很少的阿昌族地区，到那之后走在路上饿了，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孤零零的一栋房子。他们直接推开房门，只有一个女主人在家。因为语言不通，就比画了一下往嘴里送东西的动作，意思是“我们要吃饭”。这个女主人就笑了，指了指米柜，又指了指后院。他们就掀开米柜挖米，开了后院的门去拔菜，自己做了一顿饭。吃完给人留了几块钱，高高兴兴就走了。女主人还在门口打招呼，很高兴你到她家里来做客。

“哪有这样的地方？只有云南。”

采访最后，他用一句话向观众推荐《翠湖》：“这是一部一会儿让你哭、一会儿让你笑的作品。我相信每一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可能都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并从这个故事里边有不同的感悟。”

《翠湖》海报

来源：金慕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