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一个人越“无为”，就越能成大事

公元前193年，萧何病逝的消息传到齐国，时任齐相的曹参立刻收拾行装。左右不解，问他为何仓促动身，曹参笑道：“我即将入朝担任丞相，该为陛下打理天下了。” 果不其然，汉惠帝刘盈的诏书随即而至，召他入京接任丞相之位。

可谁也没想到，这位新丞相上任后，竟终日饮酒作乐，对朝堂政务不闻不问。大臣们纷纷上书进谏，却都被曹参好酒好菜招待，醉醺醺地无功而返。汉惠帝忍无可忍，私下责备他：“君侯身为丞相，为何如此懈怠？难道是看不起朕吗？”

曹参却反问：“陛下觉得，您与高帝刘邦相比，谁更英明？” 汉惠帝连忙说：“朕怎敢与先帝相提并论？” 曹参又问：“那陛下认为，我与萧何相比，谁更贤能？” 汉惠帝迟疑道：“你似乎不如萧丞相。” 曹参拱手道：“陛下所言极是！高帝与萧丞相已定天下，法令严明，如今陛下只需垂拱而治，臣等恪守职责，遵循旧法不变，不就是最好的治理吗？”

这一幕被《资治通鉴》详细记载，而曹参的“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不扰民、不折腾的治国智慧。他用“萧规曹随”的实践，让刚经历战乱的西汉休养生息，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诠释了“无为而治”的真正内涵。

无为于改弦更张：萧规曹随，不扰民生

秦末战乱持续十余年，天下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百姓连温饱都成问题。刘邦建立汉朝后，萧何担任丞相，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减轻刑罚，鼓励农耕，让百姓得以喘息。

曹参在齐国任相时，就深知萧何法度的重要性。他召集齐地长老儒生，询问治国之道，众人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最终，他采纳胶西盖公的建议，以“黄老之术”治国，主张“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在齐国九年，百姓安居乐业，齐国成为当时最富庶安定的诸侯国。

接任汉相后，曹参没有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而推翻萧何的制度，反而下令：“所有法令一律沿用旧制，不得擅自更改；各级官员恪守职责，按章办事即可。” 有官员想对制度做些“优化”，曹参都以“旧法已足用”为由拒绝。《资治通鉴》记载，他“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看似“不作为”的背后，是对民生的深刻洞察。战乱之后，百姓最需要的不是频繁的变革，而是稳定的环境。曹参的“无为”，正是不给百姓增添额外负担，让生产秩序自然恢复。正如《资治通鉴》所评：“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无为于苛政扰民：宽刑薄赋，藏富于民

曹参的“无为”，核心是“不扰民”。他深知秦朝灭亡的根源在于苛政猛于虎，因此在任期间，始终坚持轻徭薄赋、宽减刑罚。

萧何制定的律法本就较为宽松，曹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简化：废除了部分繁琐的法令，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将田租维持在“十五税一”的低水平；对于官吏的考核，也以“不扰民生”为首要标准，只要官员不贪赃枉法、不侵扰百姓，即便政绩平平，也不予责罚。

有一次，曹参发现一名官员办事效率不高，却待人宽厚，从不苛刻百姓。手下人建议罢免他，曹参却摆摆手：“此人虽看似平庸，却能让所辖之地百姓安宁，这比那些急功近利、折腾百姓的‘能吏’强多了。” 反而对其加以重用。

《资治通鉴》中记载，当时百姓传唱民谣：“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正是对曹参“无为”治政的最好赞誉。他的“无为”，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收起权力的“手”，给百姓足够的空间自主发展，让财富自然积累，让社会自然安定。

无为于争功邀名：不揽权柄，不图虚名

曹参的“无为”，也体现在他对权位和虚名的淡泊。身为丞相，他本可以大权独揽，树立个人权威，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收敛锋芒，不与他人争功。

汉惠帝时期，朝堂上人才济济，曹参从不干预其他大臣的职权范围，只要大臣们的举措不违背萧何旧制，他都一概支持。有人想在他面前诋毁其他官员，他便用酒堵住对方的嘴；有人想向他邀功，他也只是笑着安抚，不置可否。

他自己则终日饮酒，看似沉迷享乐，实则是在避嫌。当时汉惠帝年幼，吕后势力渐长，朝堂暗流涌动。曹参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也明白权力斗争的残酷。他用“无为”的姿态，表明自己没有野心，不参与党争，既保护了自己，也稳定了朝堂局势。

《资治通鉴》记载，曹参担任丞相三年，“不治事”却“天下晏然”。他不追求表面的政绩，不贪图个人的虚名，而是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根本，用最低调的方式，实现了最有效的治理。这种“无为于争名”的智慧，让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得以善终，也让西汉的政局保持了稳定。

无为于用人之术：知人善任，放手授权

曹参的“无为”，并非自己真的无所事事，而是懂得知人善任，放手让下属发挥才能。他选拔官员时，偏爱那些忠厚老实、性情沉稳的人，而排斥那些巧言令色、急于求成的“能言善辩之辈”。

担任汉相后，他从各郡国选拔了一批在地方上政绩卓著、口碑良好的官员调入中央，让他们担任关键职位。这些官员大多延续了“清静无为”的治理风格，与曹参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

对于下属的工作，曹参从不指手画脚，更不越俎代庖。有一次，一位官员在处理政务时遇到难题，前来向他请教，曹参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让他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旧法自行决断。他说：“法令早已明确，你只需因地制宜，只要不违背原则，不必事事请示。”

这种“无为而治”的用人之道，充分调动了下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让各级官员能够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资治通鉴》评价他：“参之相汉，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正是因为他懂得放手，不折腾、不干预，才让整个官僚体系高效运转，实现了“政通人和”的局面。

回望曹参的“无为”之路，从齐国的“九年大治”到汉朝的“萧规曹随”，他用实践证明：真正的治理，不是统治者的强行干预，而是创造一个稳定、宽松的环境，让百姓自然发展，让社会自然和谐。

放到今天，这份“无为”智慧同样极具价值：管理中，不妄加干预，信任下属，才能激发团队活力；职场中，不急于求成，脚踏实地，才能稳步成长；生活中，不纠结琐事，放宽心态，才能收获从容。

正如《资治通鉴》所言：“清静无为，则天人相应。” 曹参的“无为”，不是消极懈怠，而是顺应规律、尊重人性的大智慧。一个人越是懂得“无为”，不折腾、不妄为，就越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成就一番事业；一个组织越是践行“无为”，少干预、多赋能，就越能激发内生动力，实现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