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咱们看惯了各种大男主爽文,觉得包拯这辈子肯定过得特痛快:上斩皇亲国戚,下斩贪官污吏,连皇帝老儿都得让他三分。但如果你翻开真正的史书,你会发现,真实的包拯,活得远比戏里沉重,也比戏里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而在他死后,那个曾经一度面临“绝户”危机的包家,竟然在近千年后,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在波谲云诡的商海里,诞生了一位世界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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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中国造船业的接单量、完工量,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了。现在的上海长兴岛、大连船厂,那场面是万吨巨轮下饺子,LNG船、大型邮轮这种皇冠上的明珠,咱们也是信手拈来。
但如果把时钟拨回46年前,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那时候,有一位香港商人想给北京捐1000万美元盖个饭店,结果钱送不出去,因为有人怕这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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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差点没捐成款的倔老头,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主角,也是那个年代当之无愧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如果你现在去北京三里屯,肯定见过一家很潮的酒店叫“首北兆龙饭店”。现在的年轻人去那儿是打卡、喝咖啡、蹦迪。但在1980年,这块地皮背后的故事,比现在的偶像剧还要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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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开了一条缝。包玉刚受邀去北京,住在当时的北京饭店。
他发现一个大问题:北京太缺像样的酒店了,外宾来了都没地儿住,床位都要靠抢。作为一个实干派,包玉刚直接掏出支票本:我捐1000万美元,专门给国家建个高标准的旅游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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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这饭店,我想用我老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算是尽个孝心。
结果呢?这事儿卡壳了。当时的观念还没转过弯来。有人嘀咕:咱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用资本家的名字命名饭店?这不是给资本家立碑吗?这笔巨款,愣是悬在半空,没人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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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玉刚这人,骨子里有股“赌性”,但他这赌,又是精算过的。他1918年出生在宁波镇海。都知道宁波人会做生意,包玉刚也不例外。他其实也是半路出家,早年是在银行当经理的,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到了1949年,他带着几十万积蓄跑到香港。那时候香港啥最火?炒地皮、做进出口。但他父亲包兆龙觉得,咱们还是做点稳妥的生意吧。包玉刚却看上了当时谁都不看好的——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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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看好?因为风险大啊,海上风急浪高,还得懂国际法、懂机械。但包玉刚的逻辑很独特,他把银行家的思维带进了航运业。
当时传统的希腊船王是怎么玩的?那是真赌徒,按次出租,运费涨了就赚翻,跌了就赔光。包玉刚不这么干,他搞长期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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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买来船,直接把船租给日本、欧美的公司,一签就是三年、五年、十年。租金虽然看着不高,但胜在极其稳定。他拿着这份稳如泰山的租约去银行抵押贷款,贷了款再买新船,新船再长租……
这一招“滚雪球”,让环球航运的规模像吹气球一样膨胀。到了1980年,他的船队总吨位达到了2100万吨,拥有200多艘巨轮。
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的苏联海军辅助船队加起来,吨位都没他多。美国《新闻周刊》直接把他的照片印在封面上,标题就俩字:海上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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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个华人,硬是在西方人统治了几百年的海洋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坐上了头把交椅。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造船业还在吃老本,技术落后,连个像样的出口船都造不出来。国际上的船东谁敢下单?那是真金白银的买卖,谁愿意当小白鼠?又是包玉刚站了出来。
1982年,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刚成立,急需订单来证明自己。包玉刚二话不说,直接下了订单。他订的可不是什么小舢板,而是几万吨级的散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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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船厂的技术人员心里都打鼓。包玉刚为了保证质量,把自己弟弟包玉星派回来盯着,还从国外请了一堆顶级的验船师、工程师来“手把手”教学。
这中间有个细节特别戳人。第一艘船造出来,因为技术不达标,或者延期交付,包玉刚那边是实打实要亏钱的。但他不在乎这些损失,他说:“我的船,就要在中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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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是在拿自己的真金白银,给中国造船业交“学费”。正是因为有了包玉刚带头,后来才有了另一位香港船王曹文锦的跟进,才有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造船的信任。
如今咱们看到中国船厂手里的订单排到2028年、2029年,别忘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包玉刚推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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