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五星红旗”仅得15票，而三号作品得了185票，为何选了前者

1949年9月中旬的北平，秋风凉爽，距离开国大典只剩十多天。忙碌了整个夏天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组却一点也松不了劲，因为国旗究竟选哪一面仍悬而未决。彼时，人们普遍押注“三号作品”，这幅设计在预选投票里豪取一百八十五票，几乎是第二名的十倍；而编号三十二的“红地五星”，也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五星红旗”，只拿到十五票，看上去已经被远远甩开。

说来有意思，这场看似十拿九稳的“胜负”在最后一周突然反转。先得从六月十五日说起，那天中央决定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方案，邮政总局甚至开辟了专门信箱。“人人可投”，消息一出，数千封信件挤满了建国饭店对面的旧仓库，最终统计出稿件两千九百九十二份，设计理念五花八门：有的仿照传统龙纹，有的借鉴少数民族图案，还有学建筑出身的人干脆把天安门搬上了画布。海选两轮筛下去，剩三十八面被列入《国旗图样参考册》，印成小册子发给代表审阅。

册子厚达百余页，不少代表翻到十几页就疲了。编号靠前的“三号作品”优势极大：红底当中一条金黄粗杠横贯，杠上是一颗大星，下方四颗小星紧随，看上去现代又简洁。更关键的是，作者附上的说明稿写得漂亮，把那条杠解释为“黄河”，象征母亲河将神州南北联为一体；大星为中国共产党，四星喻示人民大众，足够大气，也容易理解。

反观“红地五星”，设计人曾联松只是上海税务工人。稿纸普通，笔迹也算不得精美。大星之中，他画了一把镰刀、一把锤子，意在凸显工人阶级领导核心。田汉翻阅到这一页时，停顿了几秒，随手在旁边打了个重号。若没有这位《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的暗中推荐，“五星红旗”很可能永远躺在箱底。

进入九月，筹备组把三十八件作品缩减至八面，随后又压缩成四面；第三轮投票结果，三号遥遥领先，曾联松的设计仅列末席。在不少人眼里，事情大局已定，可毛泽东始终没点头。他反复询问身边同志：“国旗既要庄严，又要便于群众接受，还得经得起历史检验，你们再琢磨琢磨。”一句“再琢磨”，让悬念得以延续。

9月23日晚，张治中奉召进入西苑饭店一楼会议室。桌上摊着最后四幅候选稿，主席让他先看三号。张治中皱眉良久，低声说：“主席，我有点担心，这一横黄杠像是一根棍子，把红地分成上下两半，好像在暗示国土分割；再者，图案少了点气势。”毛泽东嗯了一声，又把其他几幅递过去。张治中翻到三十二号：“这幅虽票数少，可五颗星簇拥，寓意全国各阶层拧成一股绳。若去掉镰刀、锤子，画面更简洁。”毛泽东沉吟片刻，并未表态，只让他回去再想。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召集设计评审小组重开讨论。会上，有人仍然支持三号：“票数差距太大，民意如此。”也有人赞同三十二号更符合旗帜审美。激辩到午后，周恩来忽然提出一个细节——假设悬挂于风大日子，那道横杠容易在折叠处变形，看上去像断裂的绳索；而五角星分布则不怕皱褶。技术层面的提醒，让不少代表转了念头。

9月26日傍晚，最终审议。曾联松应邀来到北京饭店，将镰刀、锤子删去，把大星稍微上移，四星围拱角度调整为36度，寓意“众星捧月”。修改稿呈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点头。那晚12点左右，中央正式决定采用“红地五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发布到正式升起，留给缝制局的时间只有不到三天，工人们连夜赶制，红布裁好，黄绸剪成五角星，一针一线不敢有误。

10月1日上午10时，广场人山人海。当那面宽五米、长七米的簇新红旗缓缓升起，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欢呼声淹没了乐队。人们或许不知道这面旗曾只获得十五票，但对它的认可与自豪却在那一刻喷涌。年轻的共和国，从此有了最醒目的标识。

值得一提的是，曾联松听说自己作品被定为国旗时，正住在南京路附近的借宿之处。电话那端传来一句简短通知：“你的设计采用了。”他愣住几秒，才反应过来，激动得连声说：“真的？那太好了！”同屋几个工友拉着他去买酒，庆祝到深夜。曾联松后来回忆：“设计国旗的一个月，我天天琢磨什么能代表新中国，没想到真能被采纳。”短短一句，透出朴实无华的骄傲。

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十五票的设计？原因并不神秘。首先，图案概念更贴合新政权定位——大星象征党的领导，四星代表人民四个主要阶层，布局紧凑，一目了然；其次，红黄对比强烈，夜间远观也能分辨；再次，没有多余线条，任何角度飘扬都不易变形；最后，它诞生于普通工人之手，恰好回应“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诉求。民意并非只看数字，而是要看是否契合历史阶段的核心价值。筹备组几番讨论，最终在实用性、象征性、艺术性之间找到了最合适的平衡。

遗憾的是，曾联松此后并未以设计师身份大红大紫，他继续在税务部门兢兢业业，一句“我只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几乎成了全部公开感言。直到2000年代，人们重新梳理建国档案，才惊讶地发现，当年国旗之争竟是这样峰回路转。

国旗选定的过程，再次解释了一个朴素道理：历史的最终答案，往往不是投票数字的简单叠加，而是政治判断、艺术考量与技术细节综合后的产物。“五星红旗”凭借简洁而深刻的象征逻辑、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造型语言，以及与共和国政治理念的高度契合，从看似悬殊的票数落后中逆袭成功，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