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把治病救人当生意的只有中国？这句话让不少中国人感到愤怒。

全世界唯一把治病救人当生意做的只有中国！这句话让不少中国人感到不适，甚至愤怒。但愤怒之余人们却不知道如何反驳，这种说法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呢？
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把中国复杂的医改进程，简化成一句情绪宣泄的标签，但问题是，这个标签真有那么精准吗？
医疗，到底是不是生意？首先必须承认一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医疗体系，都是资源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场。
说到“救人不是生意”的国家，大家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大多是北欧、英国、加拿大这些“全民医保”的范例，他们的确走得远，但“免费”的前提是什么？
不谈别的，就拿2025年的英国来说，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预算已高达1800亿英镑，占全国GDP近10%。
钱从哪儿来？高税赋，一个普通英国工薪阶层，每年缴纳的国民保险加个人所得税就已经接近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此外，这种“全民负责”模式，也催生了新的问题：资源分配偏向慢性病患者，重症患者却可能因为排队太久而延误干预。
在不少英国媒体中，都有“救护车等40分钟”“癌症患者等半年才能检查”的鲜活案例。
加拿大亦是如此：一位温哥华的华人博主在2024年因急性牙痛跑遍三个诊所无果，最后不得不买机票飞洛杉矶自费治疗——这是“免费医疗”的另一面。
真正意义上的“哪怕一分钱都不花就可以快速治好病”的理想状态，是不存在的，资源有限，权衡必然。
再说说那个总被指为“资本至上”的美国。
美国的医疗体系，是“看病就是生意”的典型，2025年美国医疗总支出占GDP高达17.8%，却仍有3400万人处于无医保状态。
生孩子进医院，账单几十页；救护车一趟，账单上万个美元，医保卡买药如同抽奖，病人不确定能省多少，医生也不知道还能怎么降价。
更讽刺的是，美国的医生也不轻松，医学院学费高得离谱，一次创业失败的男护士，为还500万美元的学贷，兼职四份工作，最后猝死在车里。
这不是悲剧故事的堆砌，而是一个信号：不是中国特有，而是“医疗+市场”天然存在的张力。
如果一定要比，中国最特殊的地方，不是“唯利是图”，而是“迟到的觉醒”和“规模化的转向”。
比如“以药养医”政策。这个词让很多人深恶痛绝，毕竟曾经，为了完成创收，很多县级医院确实存在“无病找病”甚至暗箱返利问题。
不可否认，这种模式确在相当长时间影响了医生的职业形象，但要理解背后原因，也不能忽视大背景。
世纪之交，中国财政压力大，医院被鼓励“自负盈亏”，最终路径依赖于卖药，这个阶段，有问题，也确实存在。
但更重要的是，自2009年起，中国主动开启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一场医改尝试。
2012年，一个医学博士离开省人民医院，下到福建三明，做了一件在当时看上去“不可思议的事”：把药价硬生生砍了下来。
这个人叫詹积富，他推动下，三明成为全国第一个真正打通“医药、医保、医疗”三医联动机制的城市。
医生收入和开药挂钩？砍，药价虚高？统一带量采购，医院靠卖药盈利？财政兜底。
一项数据显示，三明医改之后，支架价格从之前的1万多元降至700元左右，同时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提升了近30%。
后来，这个模式被国家采纳，2020年，在国家医保局的推动下，“药品集采”成为制度化工程。
卡瑞利珠单抗从2660元一支降到180元，心脏支架集采后从13000元直接砍价到700元——也就是真正的“灵魂砍价”。
到2025年，中国医保参保人数保持在13.5亿人左右，参保率超过95%，这意味着，即便是农民、临时工、低保户，只要生了重病，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报销保障。
与此同时，国家加大监管力度，不仅推广智能监控防止骗保，还设立“飞检机制”——2024年江苏、山西等地就通报了一批骗医保资金的医疗机构，被罚关闭、吊销执照。
问题解决了吗？当然还远。
现在的问题是，优质医疗资源仍集中在北上广深，基层医院看不了病，病人“跑上来”造成三甲医院爆满。
重病患者依然要排长队，挂专家号靠“黄牛”、抽签，医疗服务体验和患者需求之间，还有距离。
还比如，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走低，康复医疗、护理服务、托育体系还不完善，疾病治疗体系如何转向“健康维护体系”，也才刚刚起步。
但就是在这样的不完美中，成果不是没有，过去十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2013年的75岁提升到2024年的78.2岁，基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大幅提高，大病统筹不断扩容。
说到底，中国并不是“用生意做医疗”的国家，而是在务实地解决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如何以有限资源、覆盖最多人群、提高治疗效率。
“医疗即生意”的说法是一种偷懒的情绪表达，它跳过了制度的演变、技术的推动和政策变革。
只靠一嘴“愤怒”得出结论，然后把公众对医疗的不满转嫁成对整个国家体制的误解。
医疗救人，但管理和分配，也讲规律，把这个问题“简化”为“生意”，不代表说清楚了，反而更模糊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