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中国佛教慈善之殡葬体系的形成——以大宋佛教漏泽园为中心

中国佛教慈善之殡葬体系的形成

——以大宋佛教漏泽园为中心

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的生命关怀，和生老病死的临终关怀和死亡哲学为根基，将临终关怀与尸骨掩埋纳入佛教慈善实践，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轫、隋唐的制度化发展，至宋代最终定型为以漏泽园为核心的系统化殡葬慈善体系。这一体系以官寺联动为核心，整合佛教义阡、义庄、尸陀林、普同塔等多元形态，实现了从生前医疗救济、临终身心安抚到死后尸骨妥善处置的全链条生命关怀，不仅成为中国殡葬业制度化的开端，更重构了中国人的生命观，让“生命尊严”的理念延伸至死亡全过程，亦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形式。

一

中国传统社会尸骨处置与本土生命观

中国本土的尸骨处置行为，最早根植于儒家“礼治”与道家“天道”思想，核心为“掩骼埋胔”的仁政实践，《周礼·秋官·蜡氏》载“道路有死人，则令埋之”，确立了官方收埋无主尸骨的行政职责。商周至汉魏，尸骨处置始终以官方临时应急为主，灾荒、战乱后由郡县官吏主导收瘗，无固定机构与制度规范；民间则受宗族观念影响，仅存在少量宗族类尸骨收埋行为，尚未形成社会化的慈善实践。

中国传统社会，死亡被视为“形魄归地、魂气升天”的自然过程，对尸骨的处置以“藏形纳骨、归土为安”为核心，强调肉身的完整性与宗族墓葬的归属性，将尸骨掩埋视为维系宗族秩序、彰显统治者仁政的礼治表现，而非对个体生命本身的终极关怀。这种认知下的尸骨处置，重形式与秩序，轻对死者灵魂与生命尊严的关照，为佛教的介入留下了文化与实践的空间。

二

魏晋南北朝佛教殡葬慈善的初兴

汉魏佛教传入后，其“生老病死为自然法相”的死亡哲学与“众生平等”的慈悲理念，与本土“掩骼埋胔”传统形成契合，成为佛教介入尸骨处置与临终关怀的思想根基。魏晋南北朝的乱世，使得官方行政体系崩坏，大量无主尸骨曝于郊野，佛教僧团以义邑、僧团为组织形式，成为尸骨收埋的核心力量，开启了中国佛教殡葬慈善的初兴阶段。

（一）佛教义邑的殡葬实践

义邑（邑义）是南北朝佛教参与社会慈善包括殡葬慈善的主要民间组织，由在家居士为核心，联合僧尼组成，以“造功德、积福报”为目标，将收埋无主尸骨作为核心活动。《魏书·释老志》载北魏“天下州镇，皆建佛寺，民多立邑义，相与出资，收瘗骸骨”，义邑通过信众捐钱、捐地、出工，在寺院周边划定“施骸地”，收葬无主遗骸与贫不能葬者，部分义邑还为遗骸立碑、设斋追荐，实现了尸骨收埋的组织化与常态化。义邑的实践，首次将尸骨处置从官方礼治行为转化为民间慈善行为，赋予其“生命关怀”的内核。

（二）僧团与寺院的直接参与

南北朝寺院成为尸骨收埋的重要阵地，诸多高僧以个人之力推动殡葬慈善实践。北魏僧人慧觉于洛阳周边收埋战乱遗骸数万具，建“白骨塔”以供后人凭吊；南朝释法琳主持建康寺院收瘗贫病死者，为其设斋超拔。寺院还成为临时停柩之所，为流寓他乡者寄存棺柩，解决了当时流民的丧葬难题。这一阶段的佛教殡葬实践，虽未形成固定制度，却奠定了“寺院主导、僧俗共治”的基本模式，也让佛教的死亡哲学逐步融入民间社会。

三

隋唐佛教殡葬慈善的制度化与体系化

隋唐是佛教中国化的关键阶段，也是佛教殡葬慈善从自发实践走向制度化的时期。佛教以“悲田三福”为理念，构建起从临终医疗救济到尸骨处置的完整体系，形成悲田养病坊、尸陀林等固定机构，官方则从认可、吸纳到规范，逐步形成“官助寺管”的模式，为宋代漏泽园的定型奠定了制度基础。

（一）悲田养病坊的全链条生命关怀

悲田养病坊是唐代佛教殡葬慈善的核心载体，源于佛教“悲田救苦”理念，集医疗救济、养老安身、临终照护、尸骨处置于一体，是中国最早的综合化生命关怀机构。《唐会要》载武则天时期“天下诸州置悲田养病坊，以僧主之”，朝廷赐钱、赐地支持，由僧团具体管理。坊中为贫病者提供医疗与饮食，对临终者进行佛法开示与身心安抚，死者则由寺僧收埋于坊侧的悲田墓地，实现了从生到死的全程关怀。悲田养病坊的实践，首次将临终关怀与尸骨处置系统化，成为佛教殡葬体系的核心雏形。

（二）尸陀林与寺置义冢的专业化

唐代寺院普遍设立尸陀林（寒林所），作为专门收埋无主尸骨的场地，多设于寺院郊外高旷之地，由寺僧负责掩埋、维护，以“快速收瘗、避免曝骸”为核心，是唐代最基础的殡葬慈善形态。终南山龙池寺、云居寺周边的尸陀林，“小塔纍纍相比”，成为当时关中地区重要的尸骨收埋场所。同时，寺院还设寺置义冢，收葬贫病信众与周边百姓，与尸陀林形成互补，实现了尸骨处置的专业化与场地化。

（三）官方的吸纳与调整

唐代官方对佛教殡葬慈善的态度，从初期的“官助寺管”逐步转向规范。开元年间，朝廷将悲田养病坊纳入国家救助体系，由户部统一拨款；武宗灭佛后，将悲田养病坊改名为“养病坊”，由州县官管理，但仍保留僧团参与。这一调整虽削弱了佛教的主导权，却将佛教的殡葬慈善模式纳入官方行政体系，为宋代“官置寺管”的漏泽园制度提供了经验。

四

宋代以漏泽园为核心的佛教

殡葬慈善体系的确立

宋代是中国佛教殡葬慈善体系的最终定型期，宋廷在前代基础上，整合佛教殡葬实践与官方行政资源，于崇宁三年（1104年）由蔡京奏请，将元丰年间开封府的漏泽园实践推广至全国，确立了“官置、寺管、民助”的制度化模式。漏泽园作为中国首个系统化的官办公共殡葬机构，成为宋代佛教殡葬慈善体系的核心，与义阡、义庄、普同塔、尸陀林等形态形成互补，实现了殡葬慈善的全国化与常态化，普及全国州县城乡，惠及全国百姓。

（一）漏泽园的制度建构

漏泽园的设立，始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应陈向奏请，开封府界“给地葬畿内寄菆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委托寺僧管理，成为制度雏形。崇宁三年，宋徽宗诏“天下州县置漏泽园”，正式将其定为全国性制度，对选址、布局、管理、奖惩均做了细致规定：选址多为寺院邻近的高原不毛之地，“周以墙栅，庇以土地所宜易生之木”，墓穴布局齐整，人给地八尺，方砖刻死者乡里、姓名、葬期，一块埋于土中，一块立于墓前，建立完善的档案籍册；管理上由州县官监管，寺僧主持日常事务，包括尸骨收埋、墓园维护、诵经超拔；奖惩上，葬及三千人以上者度僧一人，连续三年者赐紫衣，有紫衣者赐师号，以激励僧团参与。

漏泽园的核心特征是“官寺联动”，其依附佛寺设立的原因有三：一是佛教的慈悲理念与僧团的管理经验，成为殡葬慈善的精神与组织基础；二是寺院长期承担停柩、收瘗职能，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的现状，使其成为漏泽园的天然依托；三是漏泽园与寺院主导的居养院、安济坊配套建设，“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形成完整的社会救助体系。这种模式既发挥了官方的资源优势，又保留了佛教的生命关怀内核，成为宋代殡葬慈善的核心范式。

（二）佛教义阡、义庄、普同塔与尸陀林的互补

宋代佛教殡葬慈善体系并非单一的漏泽园，而是形成了多元形态共生的格局，同类型的慈善掩埋机构还有义阡、义庄、普同塔、尸陀林与漏泽园相互补充，覆盖不同社会阶层与地域，实现了殡葬慈善的全面化。

1. 义阡与义庄：义阡为官办或民办的公共墓地，多由士大夫、宗族与寺院合作设立，收葬贫不能葬者，如真德秀知潭州时立两义阡，委托当地寺院管理；义庄则以宗族为核心，如浦江郑氏义门设义冢，收葬族内及乡邻无主尸骨，部分义庄直接交由寺院打理，实现了宗族慈善与佛教慈善的融合。

2. 普同塔：由宋代云居元祐禅师首创，因“山川有限，而人死无穷”，禅师提出合葬塔制，收埋僧众与民间信众的骨灰，成为佛教火化后的核心处置形式。普同塔多由寺院修建，既践行了佛教“重魂轻形”的死亡哲学，又契合了本土“归土为安”的理念，是火化与土葬融合的典范。

3. 尸陀林：宋代延续唐代传统，寺院尸陀林仍是无主尸骨收埋的重要场地，与漏泽园形成互补，漏泽园覆盖州县治所，尸陀林则深入乡村与偏远地区，成为宋代殡葬慈善的基层载体。

（三）高僧、寺院与居士的实践

宋代漏泽园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高僧、寺院与居士的共同推动，形成了僧俗共治的慈善格局。

1. 高僧的引领：宗鉴禅师在《释门正统》中详实记载漏泽园制度，为其推广提供理论支持；会稽、临安等地的寺院住持，奉诏主持漏泽园事务，严格执行尸骨收埋、档案管理的制度，成为漏泽园的核心管理者。诸多高僧还以个人声望募集资金，修缮漏泽园与普同塔，推动殡葬慈善的民间化。

2. 寺院的主体作用：开封大相国寺、杭州灵隐寺、会稽龙华寺等宋代名寺，均为当地漏泽园的依托寺院，承担尸骨收埋、诵经超拔、墓园管理等职责。寺院还将漏泽园的管理经验推广至乡村，带动地方小型寺院参与殡葬慈善，形成全国性的寺院慈善网络。

3. 居士的参与：宋代士大夫与民间居士成为佛教殡葬慈善的重要支持者，或奏请朝廷设立漏泽园，如陈向为漏泽园制度的首创者；或捐钱、捐地支持寺院的尸骨收埋实践，如苏轼为杭州漏泽园募集田产，保障其日常运营；或参与义阡、义庄的建设，推动殡葬慈善的社会化。

五

佛教殡葬体系对中国人

生命观的重塑与佛教中国化的实践

宋代以漏泽园为核心的佛教殡葬慈善体系，并非单纯的尸骨处置制度，而是佛教死亡哲学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其核心价值在于实现了对中国人生命观的重塑，让“生命尊严”的理念从生者延伸至死者，从宗族内部延伸至所有众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生命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从“重形轻魂”到“形魂兼顾”的生命认知

佛教传入前，本土生命观以“藏形纳骨”为核心，重肉身的完整性与宗族归属，轻对灵魂与生命本身的关照。佛教以“魂形二元”的死亡哲学，重构了死亡认知：肉身是“地水火风”和合的临时载体，灵魂的超脱才是生命的本质，火化与尸骨掩埋的核心是“安形以安魂”，而非单纯的保存形体。漏泽园的方砖刻名、官给棺木、祭奠酒食，既满足了本土“归土为安”的诉求，又赋予尸骨处置“尊重生命、超拔灵魂”的内核，实现了“重形轻魂”到“形魂兼顾”的生命认知升华。

（二）从“宗族专属”到“众生平等”的生命关怀

本土的尸骨处置与生命关怀，始终局限于宗族内部，无主尸骨与贫病死者的生命尊严被忽视。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让殡葬慈善突破了宗族与阶层的界限，漏泽园、尸陀林、义阡等形态，面向所有无主尸骨、贫不能葬者，无论贵贱、贫富、宗族，均能获得妥善的尸骨处置与生命尊重。宋高宗南渡后，“其有陨于戈甲、毙于道路者则给度牒瘗埋之”，漏泽园成为战乱中生命关怀的重要载体，让“生命尊严”成为所有个体的基本权利，而非宗族与权贵的专属。

（三）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形式

佛教殡葬体系的形成，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实践。佛教并未强行推行其原生的火化制度与死亡哲学，而是与本土的土葬传统、礼治思想、宗族观念相融合：接纳土葬形式，以骨灰装坛埋土实现火化与土葬的折中；依托官方行政体系，以“官寺联动”实现慈善的制度化；融入民间礼俗，以诵经超拔、祭奠酒食满足民间的精神诉求。这种“本土化适应”让佛教的生命关怀理念深入民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漏泽园作为官寺联动的典范，更是佛教与官方合作、服务社会的重要形式，彰显了佛教中国化的核心内涵——融入本土、服务社会。

六

结 论

中国佛教慈善之殡葬体系，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轫、隋唐的制度化，至宋代以漏泽园为核心最终定型，形成了从临终医疗救济、身心安抚到死后尸骨妥善处置的全链条生命关怀体系，整合了义阡、义庄、尸陀林、普同塔等多元形态，实现了“官置、寺管、民助”的制度化与全国化。这一体系不仅是中国殡葬业制度化的开端，更重塑了中国人的生命观，让“生命尊严”的理念延伸至死亡全程，突破了宗族与阶层的界限，实现了从“礼治载体”到“生命关怀”的本质转变。

佛教殡葬体系的形成，亦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其以慈悲理念为内核，以本土文化为根基，以官寺联动为模式，实现了外来宗教与本土文化的深度融合，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范式。直至今日，佛教的生命关怀理念与殡葬慈善实践，仍对中国的殡葬文化与慈善事业产生着深远影响，许多寺院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殡葬文化，值得现代社会关注并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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