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人民银行被骗20万巨款，公安副部长凭信条单字破案

1958年冬，北京分行的业务培训班里，保卫科科长挥着账本告诫学员：“金融战线无小事，一张收条都可能牵出命案。”谁也没料到，两年后那番话竟被一桩震撼全国的大案验证。

1960年3月18日下午四点，一封标注“密、速送”的公函被递进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收发员见落款“总理办公室”，不敢耽搁，立刻呈报值班副行长。公函语气急迫：当晚九点西藏活佛讲经会需拨款二十万元修缮寺庙，并特意注明“须用市场流通旧票，十元券为主”。信末，端端正正地写着“周恩来”三字，还附批示“七时前必达民族饭店，交赵全一收”。

副行长请示数位领导，大家直皱眉。电话铃骤响，自称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催问：“文件收到没有？务必准点送款。”紧迫感扑面而来，加上批示在案，谁敢拖延？两个麻袋、满满二十万元十元旧票，当即装车。

七点出头，运钞车抵达王府井大街上的民族饭店。门口一名戴呢帽的男子迎上来，自报“赵全一”。他递出一纸收条，写着“已收二十万元”，却无印鉴。银行经办员犹豫片刻，男子又从皮包里掏出盖有“总理办公室”红章的介绍信。手续似乎完备，钱款当即交付。运输车离去后，呢帽男子推起自行车，拐进东单胡同，人影很快消失。

七十二小时后，人民银行做账时卡壳：这笔二十万进何科目？报账员习惯性拨通国务院总机核实。对方却反问：“哪封信？哪笔款？”两头沉默，紧随而至的是滚烫的冷汗。3月27日夜十点，周恩来获悉此事，怒不可遏，立即致电北京市公安局：“立案侦破，限期破案！”

副部长杨奇清受命组建专案组。警方先以素描画像在全市张贴通缉，希望嫌犯束手无策不敢花钱，同时调取当日银行与民族饭店门口的证人笔录与车马记录。然而真正的突破，源于那张看似普通的收条。

技术员用放大镜审视收条，“赵全一”书写的“币”字收尾勾画细长、与常用写法不同，倒像账房先生的“馆阁体”。技术员低声提醒：“写这字的人干过会计。”更关键的是纸张。化验说它属于进口统纸，五十年代末北京仅外贸部长期订购。两条线索汇合，矛头直指外贸部。

4月初，侦查员携文件进驻外贸部出口局。人事档案显示，一名名叫王倬的职员自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北平特刑看守所做过会计。他3月中旬突请假称“母病”，此后一直未归。更诡异的是，他的别名栏赫然写着“赵全一”。至此，嫌犯呼之欲出。

4月9日凌晨，目击群众报称柳荫街某院黑烟滚滚，伴随刺鼻油墨味。巡警赶到时，院门紧锁，屋内人影闪动。围墙被翻越后，警方破门而入，在灶膛内掏出未烧尽的假公函残片，地下柴垛下起获一包尚未焚毁的十元旧票。王倬当场被擒，浑身颤抖却仍辩解：“我只想救急。”一句话，声音微弱得像灰烬。

在审讯室里，王倬交代了全部经过。原来，1952年调入外贸部后，他频繁出入公安部礼堂开会，久而久之观察并练习起周恩来的签名。1959年底，他因合伙倒腾洋货亏了本，欠债数千。为筹钱，他伪造了总理办公室信纸、红章与介绍信。作案前先到小铺购置钢板、蜡纸，自制“油印机”，夜以继日刻字印章。电话催款那一着，则借同学在邮电局值班之便用内线拨号，制造真办公室口音。

自认为天衣无缝的王倬仍败给一个“币”字。杨奇清对媒体说：“细节里有真相，破绽永远藏在惯性动作里。”7月2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王倬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母因协助藏匿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的钱款十九万余元悉数退回国库，少失的一万多元因已焚毁，登记为国有损失。

老案卷里仍夹着那张收条，纸色微黄，墨迹犹在。信条、笔迹、纸张——三件唾手可得的小物件，成了摧毁骗局的铁锤。谨慎与制度或许曾被一时的权威字样所击溃，但冷静的侦查终让真相浮出水面。那是1960年的春末，北京街头柳絮纷飞，钢笔字背后的贪念却已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