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尼赫鲁：号称一个印度兵顶十个解放军，周恩来公开批驳

1962年10月，喜马拉雅山脊线被冰雪封住，山风如刀。当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追击印军时，北京中南海里，周恩来向外宾谈起前线态势，语气平静却坚决。就在这场战火点燃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句豪言——“一个印度士兵可以顶十个中国士兵”——已在新德里官场不胫而走。对这句豪言，周恩来只淡然一句：“数字不是这样算的。”几天后，战场的炮火给出了答案。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世界仍在冷战板块中寻找落脚点。此时的尼赫鲁，刚经历两年总理生涯，急着把印度推到世界舞台中央。他主动承认新中国、力排西方压力派驻大使，这步险棋让他与周恩来迅速结成“亚洲新势力”的象征。1954年6月，周总理首次访印，三千里的迎宾大道上花海人潮，尼赫鲁亲自陪同游览斋浦尔天文台，友好气氛胜似邦交百年。两人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度被视为东西方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盛宴转瞬即逝。1956年，尼赫鲁在苏联与赫鲁晓夫、米高扬会谈时，开始对“中印边界问题”着意张罗。麦克马洪线这根当年殖民者随手划下的“铅笔线”，在他眼中被无限放大为国家雄心的起点。1959年，他公开提出要“清除中国军队对印度领土的非法占领”。周恩来多次致电劝止，提醒这条线从未得到任何中国政府承认。尼赫鲁却摇头：印度必须成为次大陆的绝对主宰，这点不可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49年吞并锡金、50年强迫不丹签约、频繁插手尼泊尔政务时，尼赫鲁就已在练习“大印度”的手法。他将传统的“潘趣”外交换成了半殖民色彩的“保护国”模式。外界看得真切：这位曾在伦敦求学、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总理，正在复制旧帝国的脚本。

1959年，藏区平叛，中国西南边疆气氛紧张。尼赫鲁见缝插针，让印军越线修建“前进基地”，天天蚕食一公里、再打桩立旗。德里报纸上充斥鼓噪，“印度军，一比十”。实际上，那年印度国防部请英国顾问评估对华作战能力，得到的结论是：山地运输薄弱、火炮口径偏小、缺乏高原作战经验，但尼赫鲁选择性失明，只留下“我们有二百万正规军”这串数字在脑海回荡。

1962年9月，印军在达旺方向猛插，直逼我方松枝、狼牙等前沿阵地。北京高层连夜开会，刘伯承主张速战速决，避免久拖。毛泽东点头。10月20日凌晨，解放军分东、西两线反击。开战首周，印军第七旅即被全歼，四千余人被俘。米格-17低空掠过，山谷回响着“收复瓦弄”的讯息。德里街头沮丧一片，报纸标题只剩“撤退”。

前方失利，后方却更混乱。尼赫鲁将失败归咎于军方指挥，并下令情报部门“查办泄密者”，殊不知早年他亲手把情报体系从陆军切割，导致前线指挥两眼一抹黑。后来，时任陆军参谋长考尔中将愤然辞职，怒言：“我们打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新德里的命令。”此话传出，让印度上下对尼赫鲁的军事判断彻底丧失信心。

停火生效后，周恩来主动提出释放战俘，以示中方无扩张之意；同时宣布主动后撤二十公里，给对方留出缓冲。外电普遍承认，这是冷战时期极少见的克制。却就在此时，尼赫鲁下令拘押在印华侨三千余人，企图以此交换被俘士兵。周恩来再次致电：“难道你们觉得两个世纪相处的商贾与孩童也属于交战方？”这一问，让不少印度国会议员哑口无言。

1964年5月27日凌晨，新德里一片灯火，尼赫鲁心脏病突发后不治身亡。留下的，是一个贵宾帐篷里那句无人再提的口号：“一兵顶十兵”。印度舆论随即翻篇，痛斥数年自大。梅农早已辞去国防部长，贾瓦哈拉尔的政治遗产，由女儿英迪拉接手。她向中国使馆吊唁周恩来时低声说：“愿两国终不再战。”那一刻，昔日兄弟般握手的场景，仿佛隔世。

如果尼赫鲁能放下优越感，认真读一遍1904年的《西姆拉草案》与辛普拉会议记录，他会发现英国人当年划线时自己都心虚不肯签字。可惜历史没有如果。自信可以是动力，也可能诱人入局；当政治家的雄心远远高过对现实的敬畏，错误就像雪崩，来势汹汹。尼赫鲁在亚洲留下的遗憾，至今仍在南亚山谷间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