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同工到任务工，印度劳工待遇骤降，1900年大罢工一触即发

1900年3月13日，英属肯尼亚地区的基林迪尼突然陷入混乱。

成百上千的印度劳工放下手中的工具，司机离开驾驶室，警卫也不再值守。

他们步行来到蒙巴萨铁路总部，把建筑材料堆到铁轨上，火车没法开了。

这场大罢工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布拉德伯里的印度司机被无辜开除。

说起来这事儿挺让人窝火的。

1899年底，布拉德伯里在检查铁路轨道时被火车撞倒，伤得很重。

他在医院躺了整整4个月，好不容易能下床了，铁路委员会却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把他遣送回印度。

更过分的是，一分钱工资和赔偿金都没给。

这事儿彻底激怒了铁路上的印度劳工们。

布拉德伯里的遭遇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些从印度远道而来的契约劳工，在东非的日子早就过得够呛了。

医疗承诺成了一纸空文

19世纪末，英国人要在乌干达修铁路，从印度招了大批契约劳工过来干活。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承诺得挺好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每个月还给6卢比的医疗补贴。

听起来不错吧？可实际情况跟承诺差了十万八千里。

1895年，铁路委员会倒是设了个流动医疗小组，一个欧洲医生带着两个印度助理外科医生。

1897年2月，在基林迪尼建了劳工总部医院，年底又在内陆建了第二所。

铁路线前沿的营地也设了些小医院，处理一般的病，重症就往总部医院送。

问题是，医生严重不够用啊。

委员会开出年薪400英镑的条件，还要求医生得会印地语或者有在印度工作的经验。

这要求一高，愿意来的人就少了。

两所总部医院建成的时候，总共才两个英国医生。

你想想，每个月需要送到医院治疗的劳工超过1000人，两个医生怎么忙得过来？

很多劳工生了病，根本得不到及时治疗。

病情拖着拖着就恶化了，最后被送回印度。

有个医生在报告里写道，疟疾在土方部门的劳工中到处传播，溃疡也很普遍。

平均每天有135个劳工来接受治疗，还有200个劳工因为外伤需要每天换药。

就这工作量，两个医生哪里应付得来？

医生助理也招不到人。

委员会给医生助理的年薪只有150到200卢比，这待遇实在太低了。

女王陛下的代理在锡兰等地调查后发现，至少得给300卢比起薪，才可能吸引到在英国完成学业的印度人过来。

医生助理缺乏，带来的麻烦可不小。

语言不通成了大问题。

欧洲医生听不懂劳工说什么，劳工也听不懂医生的治疗措施。

有个劳工后来回忆说，他朋友因为腹泻去看病，认认真真地描述症状，结果医生满脸困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啥。

这种情况下，病怎么能看好？英印政府没办法，甚至把已经退休的医生和医生助理重新请了回来。

更让人无奈的是，这些医生的角色很微妙。

他们不光负责看病，更多时候是在监督劳工。

招募和运输的时候，医生检查劳工身体，决定谁能拿到去蒙巴萨的免费船票。

在铁路线上，英国医生评估患病劳工的状况，决定劳工能不能继续工作。

要是医生觉得你在装病偷懒，就会按怠工行为处罚你。

所有治疗方案都由医生说了算，患病劳工能不能得到治疗、要不要被遣返，全看主治医生的意思。

有人这样形容这些医生，“苦力的医生往往是独来独往、不合群的人，他们是带着家长式作风的独裁者，就像大英帝国的统治者一样”这话虽然刻薄，但确实道出了实情。

药品短缺的问题也很严重。

劳工医院普遍缺药，一方面是预算不够，另一方面是患病劳工太多，消耗量大得惊人。

医生在报告里说得很清楚，药品不足导致治疗效果不理想。

医院只能从印度和桑给巴尔买来大量土豆、洋葱和橙子，发给劳工当药用。

你没听错，就是用这些蔬菜水果来治病。

病房设施也简陋得可以。

很多医疗器械根本没有，医生想开展正常治疗都做不到。

1897年7月天花疫情爆发，医务官员在报告里说，医生已经尽力了，但缺乏足够的药品和氧气设备，实在没办法。

怀特豪斯在各个铁路站点设了隔离病房，可那些病房只是用铁皮和干草围成的棚屋，跟劳工住的苦力线没什么两样。

从合同工到任务工，日子越过越难

1897年,铁路委员会搞了个工作制度改革，把印度劳工的合同工作制改成了任务工作制。

这一改，劳工的日子明显难过了。

原因说起来也简单，乌干达铁路修建的难度，比英国议会当初预想的高多了。

原本准备的300万英镑预算，只够修一半铁路。

钱不够怎么办？委员会就想着从劳动力成本上省钱。

劳工们不得不干更多的活才能拿到契约里规定的工资。

工作时间被拉长了，原来的9小时工作制没了，休息日也取消了。

要是完不成监工规定的工作量，就会被罚款、关禁闭，甚至挨鞭子。

有份报告里写得很直白，“对劳工不当行为的审判非常随意，铁路官员可以任意辱骂、殴打那些无辜的劳工。”

1899年7月，铁路总工程师发了个通知，取消劳工在东非工作期间的所有休假和免费返印船票。

通知规定，任何人在完成三年服务期之前不得批准休假。

只有工作表现令人满意并且愿意续约的劳工，才能得到四个月半薪假期和免费返印船票。

到了1900年初，委员会又取消了英国普通职员和印度劳工在铁路线上免费乘坐火车的权利。

从那以后，劳工在各地区流动，哪怕是因为工作需要，也得自己掏钱买车票。

这些待遇一项项被削减，劳工们心里的怨气越积越多。

本来就过得够苦了，现在连原本答应好的福利都没了，谁受得了？

布拉德伯里的遭遇只是把这些积压已久的不满彻底引爆了。

劳工们觉得，自己在异国他乡拼死拼活地干活，连最基本的保障都没有，受了伤还要被一脚踢开，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罢工开始的时候，劳工们还是挺克制的。

他们步行来到蒙巴萨铁路总部，要求跟铁路总工程师怀特豪斯见面。

欧洲职员也加入了罢工队伍。

铁路助理工程师安德森·哈丁爵士在报告里说，“劳工对委员会的管理多有不满，主要是由于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以及船票与火车票不再免费供应的措施。”

哈丁还特别提到，他警告过劳工们，保护国当局不会容忍任何违反法律的暴力行为。

劳工们向他保证，决心坚持合法与和平的方式。

“尽管他们的言辞非常激烈，但是他们的行动是冷静有序的”哈丁在报告里这样写道。

可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工聚集过来，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3月14日晚上，基林迪尼的警察跟劳工发生了暴力冲突。

多名罢工者被刺伤，契约劳工被强制赶回营地。

和平抗议最终还是演变成了流血事件。

很显然，殖民当局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好好跟劳工谈。

他们在意的只是铁路能不能按时修完，至于劳工的死活，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

这场罢工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暴露出的问题却无法掩盖。

回头看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契约劳工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奴役。

劳工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医疗承诺形同虚设,待遇还在不断削减。

这样的制度，不激起反抗才怪。

这些从印度远道而来的劳工，在异国他乡修铁路、挖土方，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他们本指望着能挣点钱养家糊口，结果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没有。

生了病没药治，受了伤被开除，工资福利一减再减。

这样的日子，换谁都受不了。

1900年的这场大罢工，不只是劳工对不公待遇的抗议，更是被压迫者争取基本人权的正义斗争。

虽然罢工最后被暴力镇压了，但它在英属东非殖民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它让人们看到，再严酷的压迫也无法完全压制住人们对公正和尊严的追求。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忽视劳工基本权益的制度都终将面临反抗。

真正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尊重人权、保障劳工权益的基础上。

那些在异国他乡为生存而抗争的劳工们，他们的遭遇不应该被遗忘。

我们应当从这段历史中吸取教训，在当代社会中更加重视劳工权益保护，确保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公正待遇。

毕竟，历史已经用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人们连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得不到的时候，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而那些试图用暴力压制正当诉求的统治者,最终也必将被历史所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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