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翟云英去看望罗瑞卿：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请你相信我

1965年初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只有昏黄的灯。罗瑞卿拄着拐杖，放慢脚步，透过半掩的门看见病榻上的刘亚楼。他没进去，只让护士带进一篮橘子。两位老战友在空军时代并肩十余年，有时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意思，这天也一样——“安心治病”四个字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说了。

罗瑞卿离开北京后，很快轮到他自己住进病房。1966年，他被关进小礼堂，种种莫须有的口供铺天盖地，其中一条写着：刘亚楼生前“揭发”了罗瑞卿。诡计的关键是要翟云英签字，她是唯一能把“证词”坐实的人。翟云英念了一夜遗书，天亮时把笔搁下，宣布不配合。她记得丈夫嘱咐过：“实事求是。”于是熬过了最暗的几年。

事情要从更早说起。1920年代，翟云英的父亲翟凤岐在俄国革命里负伤，与纺织女工安娜结婚。那一段中俄结合的经历，让翟云英生下来就有一张带着斯拉夫味道的脸。1945年秋，她被朋友领到大连县委书记王西萍家里相亲。门一开，一个满身火药味却神情温和的军人站在门口——刘亚楼，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科负责人。少女心动，英雄也生温柔。两个月后，36岁的刘亚楼携19岁的翟云英，在一张用军毯拼成的“红毯”上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枪声又起。刘亚楼兼任四野参谋长，长江以北来去如风。翟云英先在哈尔滨待产，后随机关南下，火车慢一站，她就在站台支锅做饭。1950年空军成立，刘亚楼成为首任司令员，罗瑞卿出任总参谋长，两人隔着不同军种却常在西郊机场碰面，讨论制空权比讨论家事多得多。

1964年，刘亚楼胃口突然变差，转氨酶飙到300。张孝骞参与会诊，结论是弥漫型肝癌，但对外只说“旧疾复发”。中央紧急调药、请专家，他却抱病写完《对付美军无人驾驶机的报告》。有人劝他休息，他反问：“敌机停吗？”年底，他亲赴遂溪勘察拦截方案，回京时体重比出发前少了六斤。

病情还是快速恶化。1965年5月，刘亚楼弥留之际握住妻子的手，留下“三件事”：孩子要自食其力，老父要善终，安娜要找到在苏联失散的亲人。那晚他没再说话，只用目光把嘱托按进记忆。几天后，他走了，时年50岁。

痛未平，风暴又起。1966年春，“刘亚楼揭发罗瑞卿”的传单出现。策划者打定主意，既然刘亚楼不在，就让寡妇来“复述”。翟云英被反复传讯，两个字不肯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亚楼尊重罗总长，不存在揭发。”硬是不落一纸白字。

十年飘摇，罗瑞卿在西山休养，翟云英守着空军大院抚儿养老。1977年4月，一个晴天，她拎着豆油纸包的鸡蛋走进西山招待所。门卫一听“翟夫人”三字，立刻放行。两人见面没有寒暄，翟云英开门见山：“我绝没有做那个假证，请你相信我。”这句话，她压在心底整十年。罗瑞卿拍拍她的肩：“我从没怀疑过。”一瞬间，两条被误解切割的战友情线重新连成整幅图。

闲谈半小时，多是回忆刘亚楼。罗瑞卿提起1959年庐山会议后刘亚楼如何替他说公道话，翟云英则回忆丈夫如何在彭德怀出事后仍坚持“看问题不能脱离事实”。说到动情处，茶水凉了也没察觉。告别前，罗瑞卿用略显僵硬的手势敬了一个军礼，这礼不是给自己，也不是给翟云英，而是敬那位早逝的空军司令。

几个月后，罗瑞卿重新出任国防部副部长，空军礼堂特意摆上刘亚楼的遗像。会场上没有多余的口号，只有军号声。翟云英站在人群里，看见老同事们举手致敬，神情克制却坚定。她轻轻合上手中的小本子，里面夹着刘亚楼的旧照片，也夹着那张从未签字的“口供”复印件，纸角已发黄，却清清楚楚见证了一句诺言的分量。

安娜在1980年与莫斯科的亲人终于取得联系；刘家几个孩子也都参加了工作。刘亚楼留给妻子的三桩嘱托算是有了交代。至于那桩关于清白与信任的考验，就在1977年的春日午后画下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