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询问母亲，怨不怨毛主席？曾志：主席晚年是个老人嘛

1979年深秋，北海公园雾气轻浮，曾志靠在长椅上晒太阳。女儿陶斯亮蹲在她身边，压低声音问：“妈妈，爸爸走得那样苦，你真的从不埋怨？”老人没有立刻作答，指尖在一片落叶上划来划去，好半晌才轻声说：“怨谁呢？时代就是那样。”

时间往回拨。1932年夏，福建长汀闷热得像一口蒸锅。25岁的陶铸刚把闽西游击队整编完毕，转身就听说“有个女同志敢独带两个警卫夜袭碉堡”，这位女同志就是曾志。第一次见面他以为对方会是大嗓门、板寸头，结果站在面前的却是清瘦女子，一双眼眸极亮。陶铸脱口而出：“没想到。”曾志挑眉，只回了一个字：“哼。”场面有点尴尬，也就此埋下三十多年风雨同舟的缘起。

1933年底，陶铸转移到上海。最初他几乎隔日一信，写得不长，却句句带温度。到第四封戛然而止，曾志心中隐隐不安。二十多天后，“陶铸被捕”的传闻传进闽西山里，她整夜未眠。翌春，监狱里寄来一张薄如蝉翼的纸条，“刑期漫长，切勿担忧，代我尽孝老母”。字迹颤抖，旁人看着都发酸，她却把眼泪含了回去，攒下的20块大洋赶紧寄了过去。后来陶铸回忆，那几瓶鱼肝油救了他的肺，也救了他的心。

抗战全面爆发，曾志主动申请敌后工作。中央曾下过“此次不调女干部”之令，她拍桌子争辩：“死也要死在前线！”主席听说后笑道：“让她去，挡不住。”不久，曾志带队潜入粤桂山区，白天化身山村嫂子，夜里写电报。暗夜枪声、山路血印，成了她向组织证明清白的最好方式。

1949年北京城礼炮齐鸣，两人终于结束颠沛。可清净日子不过十七年，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再次把命运推向谷底。1966年6月，陶铸受命兼任中宣部部长，刚挪到东四十条的楼里，窗外“革命小报”铺天盖地。紧接着，中央专案组宣告：“陶铸问题严重！”曾志当时躺在北京医院治甲亢，医生刚打完碘油针，病号服还未来得及换，就被带去“隔离学习”。

1967年初，绝望中她写信给主席：“我正在疗病，今后行动如何安排？”主席批示：“曾志留京，检查陶铸问题，组织关系找汪东兴。”纸短情长，救下一条命。可对陶铸而言，命运的闸门却没关住。1968年8月，天安门广场百万批斗，鞭子雨点般落了三个小时。曾志被隔在远处，只能听见人群里嘶哑的口号。有人回头悄悄说：“她还没哭。”其实泪早流干，只剩木然。

陶铸被关进小楼，仍每日读书。墙皮剥落，他就在缝隙里夹报纸做批注。两年光景，一米九的躯干撑着癌痛硬是没弯。1969年1月，胃药和止痛片成了日常口粮。周总理指示动手术，但治疗环境依旧严苛。9月，癌细胞已转移，医生坦言“时日无多”。10月，汪东兴突然通知：“病人需疏散合肥。”曾志愣住，知道这是诀别。她帮他整理行李，两人只握了三秒手，一句“多保重”卡在喉头，说不出口。11月30日，合肥传来噩耗，骨灰也未让家属见。消息像石块砸进深井，没有回声。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陶铸冤案拨云见日。曾志恢复工作，却已满头白发。那时有记者问她：“文革中您受了多少苦？”她摆手：“比起那些没熬过来的同志，好得多了。”再问到主席，她总说：“老人家晚年身体不好，很多事由别人操纵。”不是推诿，也不是奉承，而是一位老党员对历史复杂性的冷静体认。

回到北海长椅，风把银杏叶吹得沙沙作响。陶斯亮没死心：“可爸爸受的是现实苦，你怎么能说不怨？”曾志盯着湖面，语气平平：“主持国家大局和照顾每个人感受，本就两回事。历史的账要放到历史去算。”女儿怔住，忽然明白母亲的固执。那份固执不是软弱，而是看透后依然选择的坚守。

夕阳落下，老太太慢慢起身，手心还攥着那片落叶。她把叶子放进女儿掌心，语调淡然：“拿去吧，留个纪念。”湖面起波纹，一圈圈荡开，很快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