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20万到10万：我们如何在一个商标侵权案中重新定义赔偿边界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原告的索赔金额往往如同开篇的雷霆，声势浩大。而真正的交锋，不在于侵权是否成立——很多时候这并无悬念——而在于赔偿数额的合理界定。最近我们团队代理的一起案件，原告起初主张120万元，最终法院判赔10万元。这个结果，不仅是为当事人挽回了重大损失，其背后所呈现的司法裁量逻辑与抗辩策略的选择，或许更值得同行与市场主体深思。

一、案件轮廓：当驰名商标遇上个人网店

原告是广州某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手握“某弄”系列注册商标，部分商标更是享有驰名商标的保护。他们发现，个人店主贺某在某电商平台销售的服装，使用了与其商标相近的标识。经过公证购买，原告固定了证据，并以平台显示累计158万余元的销售额为依据，一举提出了120万元的赔偿诉求。

这类案件如今并不鲜见：权利人依托其强大的知识产权实力，对网络销售环节的侵权行为进行高额索赔，已成为一种常态策略。数字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压迫感。

二、辩护焦点：不纠结于“是否”，而深耕于“多少”

面对看似确凿的证据链，如果我们仍将主要精力放在“是否侵权”的否认上，可能效果有限。因此，我们迅速将诉讼策略锚定在更具弹性的地带：侵权责任的范围赔偿计算的基石

我们的核心论点集中在三点：

1、主观状态的辨析：我们强调，被告作为终端零售商，其法律地位与生产制造商有本质区别。他并非侵权链条的发起者，且一直主张其商品具有合法来源。根据《商标法》的精神，销售者如能证明其“不知情”且商品来源合法，其责任应限于停止销售，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告要求其承担巨额赔偿的法理基础。

2、对“销售额”数据的去伪存真：原告的120万诉请，严重依赖于平台显示的“销售额”。我们明确指出，网络销售数据中存在“刷单”等不真实交易的可能性，且此类证据在诉前调解阶段已提交。尽管该证据未被单独、直接采信，但它成功地向法庭揭示了：单纯以平台数字作为损失依据是脆弱且可能失真的。这好比用一把刻度模糊的尺子去丈量损失，其结果自然难以精准。

3、维权成本的合理性质疑：我们要求原告对其主张的“合理开支”进行详细举证。在法律实践中，缺乏票据支撑的维权费用，很难获得法庭的全额支持。这一质疑，旨在将赔偿金额拉回一个务实、可验证的层面。

三、判决的启示：司法裁量中的理性克制

法院最终的判决，体现了知识产权审判中日益显著的“比例原则”思维。

法庭认可了侵权事实，判决停止侵权、销毁库存，这在意料之中。然而，在最具争议的赔偿数额上，法院展现出了审慎的裁量智慧。它没有照单全收原告基于销售额的推算，也没有完全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而是在法定赔偿幅度内，行使了自由裁量权。

法官综合考量了侵权行为的主体（个人）、规模、所涉商标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实际影响以及维权的必要成本等多重因素，最终将赔偿额裁定为10万元。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份无声的判决书说明：司法保护知识产权，但绝不支持脱离实际、带有惩罚性色彩的高额索赔。案件受理费的分担比例（原告承担了部分），也侧面印证了其部分诉讼请求未能获得法庭支持的评价。

四、留给业界的思考

这个案例带给我们的，远不止一场胜诉。

对销售商而言：它是一剂“清醒剂”。即便身处侵权链条末端，也不应放弃在“合法来源”和“主观状态”上的举证努力。同时，要敢于并善于对权利人提出的夸张数据提出合理质疑。

对权利人而言：它是一份“提醒函”。维权行动应追求理性与实效。脱离司法实践常态的高额索赔，有时反而会削弱自身主张的可信度，并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

对法律同行而言：它展示了一种辩护策略的“重心转移”。在侵权事实难以推翻时，将战场精准地预设到“赔偿计算”环节，通过瓦解对方索赔依据的合理性来争取最佳结果，往往是一条更有效的路径。

知识产权的保护需要力度，更需要精度。这个案件告诉我们，在法庭上，最大的力量往往来自于对法律精神的深刻理解和对案件细节的精确把握。赔偿额的谈判桌上，数字的博弈，本质上是法律逻辑与证据实力的较量。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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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林智敏，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的执业领域聚焦于知识产权与竞争法律事务，尤其在商标侵权、民商事诉讼及复杂的商业争议解决方面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与深入研究。

我坚信，专业的法律服务不仅在于解决个案，更在于将复杂的案件抽丝剥茧、转化为清晰的攻防策略与行动路线。正如本文所呈现的，我习惯于通过结构化的案情分析、精准的法律要件拆解，以及对裁判者裁量逻辑的预判，在看似不利的局面中为客户争取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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