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怎么就超过北方，成为经济中心的？答案就在五代十国历史里

看《太平年》，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同样是分裂时期，春秋战国与五代十国的南北格局，为何截然相反？

在春秋战国，广阔的南方似乎只有一个楚国堪称强国，北方则是诸国林立、争霸不休；

到了五代十国，剧本却完全颠倒——北方像走马灯一样在中原地区更迭，南方反而各过各的，诸国并立。

笼统地说，这无法是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从北向南的的转移。而且，这个逆转的节点，正是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

但如果多问一句：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南方是如何从曾经的“蛮荒之地”，一步步发展为支撑王朝命脉的经济中心？

这就得从头说起了：

01 北方老城区的绝对主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呈现出一个明显特征：北方完全占据主导地位。战国七雄中，秦、齐、燕、赵、魏、韩六国均分布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南方唯一的大国楚国，常被北方诸国视为“蛮夷”，尽管疆域辽阔，但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仍与北方有一定差距。这一时期形成的经济格局，根本上源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黄河流域土壤肥沃，气候适宜农耕，早期人类文明更容易在此生根发芽。

北方平原广阔，交通便利，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市场。反观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当时大部分仍是山林密布、沼泽遍地的“蛮荒之地”。《尚书·禹贡》将这些地区描述为“淮海惟扬州......厥田惟下下”，土地评级最低。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定都咸阳；汉代定都长安，进一步巩固了北方作为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汉武帝时期的“丝绸之路”更是以长安为起点，将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导向西北方向。

这种“北方中心”格局贯穿了秦汉两代，持续了近千年之久。直到唐朝前期，北方仍然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地，长安和洛阳两京周边地区养育了全国大部分人口。

02 南北平衡的首次动摇

第一次真正动摇北方经济绝对优势地位的事件，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公元311年，匈奴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中原士族纷纷南渡长江避难。

这次大规模人口南迁被称为“衣冠南渡”，大量掌握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北方人来到南方，将黄河流域的农业技术、手工业技能和文化知识传播到长江流域。据学者估算，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25-30人，而江南地区则不足5人。这种悬殊的人口分布开始发生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先后建立的东晋和宋、齐、梁、陈等政权，都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东晋在南方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建康（今南京）逐渐发展成为与北方洛阳相媲美的大都市。

到了隋朝，虽然政治中心再次回到北方，但南方经济已经初见起色。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大运河，将南北水系连接起来，客观上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

真正显示南方经济潜力的时期是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后，北方再次陷入长期战乱，而南方相对稳定，大量人口又一次南迁。唐朝财政逐渐依赖东南地区的税收，当时有“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的说法。扬州、益州（成都）等南方城市的商业繁荣程度甚至超过了长安和洛阳。

03 五代十国：开发区的全面逆袭与格局反转

如果魏晋南北朝是南方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那么五代十国则是南方彻底超越北方的决定性时期。这一时期，政治版图的分布已经清晰地反映了经济重心的转移。

北方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的更迭，战争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南方则出现了九个相对稳定的割据政权：前后蜀（四川盆地）、吴与南唐（江淮地区）、吴越（浙江省及苏州）、闽（福建）、楚（湖南省及广西北部）、南汉（岭南地区）、荆南（湖北中部）。

这种格局反转的背后，是政治结构的根本差异。春秋战国的分裂源于周王室衰微，是传统分封制解体的结果；而五代十国的分裂则直接源于唐朝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掌握了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当唐朝中央政权崩溃后，这些藩镇很自然地转化为独立王国。

南方由于地理分割明显，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军事经济区，为众多小国并立创造了条件。据《旧五代史》记载，当时“天下百姓，十中有七流徙江淮之间”，南方人口已占绝对优势。

这些政权大多由地方节度使建立，为巩固统治，纷纷采取保境安民、发展经济的政策。吴越国国王钱镠组织民众修筑钱塘江海塘，治理太湖流域，使得“境内丰阜”，还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南唐继承吴国基业，统治江淮地区，农业和手工业极为发达，金陵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前蜀和后蜀先后统治四川盆地，利用其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与此同时，北方却陷入连年战乱，黄河流域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据记载，后梁与后唐之间的战争导致“白骨蔽地，荆棘弥望”，昔日繁华的中原地区变得人烟稀少。

04 军事技术变革与地理屏障作用

军事技术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两个时期的分裂格局。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以车战为主，战场主要选择在平坦开阔地带。北方广袤的平原地形适合大规模车战和步兵方阵作战，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容易形成少数几个强国并立的局面。

南方水网密布、山林众多的地形则限制了车战的展开，使得战争规模相对较小，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强大军事力量。而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骑兵成为战争主力，城墙防御技术也显著提高。

南方密集的水系和山脉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使得割据政权能够凭借地理优势长期固守。长江天险在分裂时期多次证明其军事价值。如五代时期，南方政权多倚重水军，后周世宗柴荣试图南征时，就因长江防线而受阻。

这种地理屏障的军事价值提升，使得南方能够维持多个政权长期并存的局面，而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容易被统一。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春秋战国时期，诸侯至少在名义上仍尊崇周天子，注重血统和礼法；而五代时期，“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观念深入人心，武力成为决定政权存续的唯一标准。

05 经济重心南移的巩固与长期影响

北宋统一后，南方的经济优势已经不可逆转。北宋时期，国家税收主要来自南方，漕运成为朝廷的生命线，每年通过运河从南方运往北方的粮食高达数百万石。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时期全国户数中，南方已占据明显优势。到了南宋，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彻底完成。宋代有“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说法，南方的赋税收入已占全国大部分。

这一时期的南方不仅农业生产发达，手工业和商业也达到了新高度。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的纺织业中心，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享誉海内外，福建的造船业发达，广东和浙江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

经济重心的南移带来了文化中心的转移。宋代以后，南方在科举考试中逐渐占据绝对优势，书院文化蓬勃发展，出现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著名学府，印刷业中心也转移到了江南地区。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写道：“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南方经济文化地位的普遍认同。

明清两代，南方的经济优势进一步巩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苏州、松江等地成为全国手工业中心。清代前期，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更加发达，出现了专业化的市镇。

这种南北经济差异的格局一直延续到近代。鸦片战争后，上海、广州等南方沿海城市率先接受西方工业文明，成为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而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结语

长江依旧奔流，但两岸的格局已完全不同。

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国的孤独强大，到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九国的繁盛林立，再到宋元明清时期南方经济的全面领先，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千年变迁。这场“开发区”对“老城区”的逆袭，其实在千年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南方的崛起不仅是中国内部发展的结果，也与全球历史进程相呼应。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南方沿海港口城市因此获得了巨大发展机遇。这场持续千年的南北经济重心转移，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