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社会妓院的等级和规矩

在老天津卫那些不入流的烂地儿，曾流传着一个光听名字就让人身上起鸡皮疙瘩的叫法——"鲇鱼窝"。

这种被划在"四等"之外的破地方，大多挤在赵家窑和落马湖那一片。

因为黑灯瞎火，胡同又窄得要命，满地都是脏水，来寻欢的男人晚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那蹭，活像是在臭水沟里摸鲇鱼。

可偏偏就在同一座城，或者那是离着不远的北京八大胡同，头等妓院里摆的却是从西洋运来的弹簧床，墙上挂的是名家字画，身边还有专门的"妈儿"像贴身保姆一样伺候着。

从脏兮兮的"鲇鱼窝"到软绵绵的"席梦思"，这中间的差别，可不光是装修好坏那么简单。

这分明是一套精细得让人咋舌的生意经。

清末民初那会儿，这行当早就不在单纯"卖肉"那个原始阶段了。

背后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其实就是一道关于怎么把商业价值榨到极致的选择题：是做薄利多销的地摊货，还是做死贵死贵的奢侈品？

京津两地的老鸨和老板们，把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明白。

要是咱们不把这事儿当风流韵事看，而是当成一个卷得要死的行业生态来瞅，你会发现，所有的"规矩"和"三六九等"，说到底就是为了解决两件事：怎么让阔佬乖乖把钱掏出来？

还有，怎么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世道里活下去。

先瞅瞅第一笔账：把"货"分个等级。

北京的窑子在光绪年间就把这事儿整明白了，一共分四等。

这四等的门槛挺逗——不看脸蛋儿，看的是"手艺"。

四等的"小地方"和三等的"下处"，要求特简单：是个女的就行。

到了二等"茶室"，门槛就高了：除了长得顺眼，你还得懂茶道。

要想进一等"大地方"，光漂亮根本不够看，你得算半个艺术家。

而且唱啥还有讲究，不能瞎唱，非得是《楼会》《思凡》《长亭》或者《化蝶》这几出才行。

干嘛定这么奇葩的规矩？

这帮人缺的哪是女人啊，人家缺的是"调调"。

光绪年间的数据显示，北京八大胡同373家场子里，头等和二等加起来有178家，快占了一半。

这说明当时的"高端局"油水大得吓人。

为了接住这泼天的富贵，一等场子的服务简直卷出了天际。

装修直接对标现在的五星级酒店，红木老床是标配，后来有了弹簧床立马换上。

每个姑娘还配个"妈儿"，这些三四十岁的妇人，好多都是退役的风尘女子，眼力见儿那是练出来了。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卖的可就不是身子了，而是"五花八门的社交"。

这一点，在天津的一等场子"清音小班"里，表现得更是露骨。

你要是个头一回进清音小班的暴发户，你会觉着这哪是做买卖啊，简直是花钱找罪受。

一进门，看门的"茶壶"（男仆）笑嘻嘻喊你一声"二爷"。

这儿有个忌讳，千万别喊"大爷"，那是指王八。

紧接着就是一套繁琐的程序：进院、上台阶、进屋、干坐着、最后才算定情。

每一个坎儿，都是为了把客人的胃口吊得高高的，顺便把钱袋子口扯得大大的。

这里头最大的谎话就叫"卖艺不卖身"。

头等场子的姑娘，特别是从苏州、扬州买来的"养花"（从小调教的女孩），被捧成了高不可攀的仙女。

她们只陪酒、唱曲、聊天，想留宿？

门儿都没有。

这账算得太精了：容易到手的就不值钱了。

要想留宿，或者给"清倌"（处女）梳弄（破身），嫖客得大出血才行。

为了把这种稀缺感做足，妓院甚至搞出了一整套仪式感拉满的"宰客"流程。

比如"梳弄"那天晚上，得点上一对大红蜡烛，摆酒席请客，弄得跟洞房花烛夜似的。

完事儿后，还得拿出一块沾血的白绫汗巾，让嫖客"验货"。

讽刺的是，这种所谓的"贞洁"，往往是流水线生产的。

为了应付不同嫖客的"开苞"瘾，妓女们经常玩张冠李戴的把戏，弄点新鲜鸡血在白绫上染几块红，就能蒙混过关。

上海的《图画日报》就曾辛辣地挖苦这事儿："洞房花烛…

只有一晚上，怎么还能有好几回？

更有邪乎的，为了搞神秘感，有人把古时候的"守宫砂"都搬出来了。

说是用朱砂喂蜥蜴，捣烂了涂胳膊上。

这玩意儿当然没科学道理，但在那个迷信的年代，这成了妓院标榜"原装正品"的顶级广告。

这种分级制度在上海也一样严得吓人。

上海头等"书寓"里的"先生"，只陪酒聊天；二等"长三"，因为茶钱三块大洋得名；三等"幺二"，两块钱；最底层的就是"野鸡"。

说白了，这就是赤裸裸地看人下菜碟。

话又说回来，在高额利润背后，妓院还得算第二笔账：风险怎么控？

在这行里，女人是摇钱树，也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面对黑白两道的敲诈勒索，咋活？

上海的妓院琢磨出了一种奇葩的结拜模式——"十姐妹"。

乍一听好像姐妹情深，其实这就是一份保命合同。

这种结拜通常是九个妓女加一个男人，或者十个妓女加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绝不是一般人，必须是道上有头有脸的角色。

逻辑特别简单：妓女们找把"保护伞"，省得流氓嫖客欺负；作为回报，这个"结拜大哥"可以白白享用这十个姐妹，一个子儿不用掏。

说穿了，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利益互换。

妓女拿身子换平安，黑道大哥拿名头换特权。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里，这是弱者为了活命能做出的最理性的选择。

哪怕在竞争这么激烈的市场里，也有玩"差异化"的高手。

在天津日租界的"神户院"，日本人把服务做到了极致。

比起中国妓院那些繁琐的规矩，这家日本窑子走的是"体验式营销"的路子。

进门放着明信片大小的春宫图，随便拿。

不光有陪酒的，还有专门跳舞的歌妓。

最绝的是"售后"。

完事走人的时候，还得送礼物。

夏天送印着和服美女和地址的小团扇，冬天送特制的怀炉。

这哪是做皮肉生意，分明是在做品牌推广和回头客维护。

可不论这些生意模式设计得多精巧，在这个吃人的制度下，底层的逻辑依然残酷得让人发指。

这种残酷集中体现在对"产品"的变态改造上。

为了迎合这种低级趣味，妓院硬是把"小脚"当成了核心卖点。

甚至有人定出了"瘦、小、尖、弯、香、软、正"七条标准。

在这些变态眼里，小脚不光是脚，那是"第三性征"，是拿来白天把玩、晚上抚摸的物件。

为了让嫖客掏钱，妓女们必须大肆炫耀这双残疾的脚，有时候故意缩一缩，有时候故意踢一踢，据说这比抛媚眼还带劲。

这不光是审美扭曲，这是为了活命不得不进行的自我摧残。

在这种等级森严的体系里，绝大多数妓女的日子是越过越惨的。

年轻漂亮的时候，在一等场子做"清倌"；年纪稍微大点，退到二等、三等；等到人老珠黄，染上一身病，就只能沦落到天津赵家窑那种没路灯的"鲇鱼窝"，在两毛、三毛的廉价交易里熬完剩下的日子。

当然，也有短暂的"露脸时刻"。

庚子年以后，每到除夕夜，天津娘娘宫香火通宵不断。

这时候，各家妓院的姑娘会集体出动，穿着统一的红衣裳去烧香，俗称"满堂红"。

那些平时道貌岸然的男人们，这会儿会早早站在大殿月台上，顶着寒风一站几个钟头，就为了看这一眼。

甚至有纨绔子弟挤在妓女堆里，趁着妓女磕头的时候跟着一块跪下，嬉皮笑脸地说这是"拜天地"。

这看似热闹的"娘娘宫站岗"，其实是一场巨大的讽刺。

男人们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把妓女当成了某种吉祥物或者猎艳的目标；而妓女们求神拜佛，盼望的或许只是能不能早点脱离苦海。

可在这个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把女人身子拆成一个个收费项目的世界里，神仙估计也是没招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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