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01
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到处的集市也都开放了。
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傻瓜。
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失措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政策和新做法。
田福堂本以为这只是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越走越远了。
更大的冲击是上面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
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
整个生产队都处在一种混乱的激动之中。
分组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田福堂。因为要他等于要一个负担，他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堂堂的支部书记田福堂竟然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
田福堂的儿子润生看没人愿意要他爸，就对孙少安和田海明说，希望他们家能加入海明哥一个组，他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
孙少安和田海明惊讶地看着润生，这个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
没人要的还有孙玉亭，少安只能把二爸收留在自己的组内。
短短的几天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划成了十几个责任组。
分组后，大家都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去了。
田福堂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难受。多年来，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
没有了集体，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如今这身体又怎么上山下地劳动呢？
晚上，润生对他说：“爸爸，我准备不当教师了，回来劳动，我肯定能养活你和我妈。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
孩子刚一走，田福堂裂开嘴，无声地哭了。
02
1980年的春天，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
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这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
经过近半个月的忙乱，双水村的责任制终于全部搞完。各家各户忙成一团，开始了新生活。
实行责任制已经半年多了，孙玉亭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
失去集体后，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他再也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既然事实看来没希望再变回去，他就无法和现实赌气，一家五口人总得吃饭。
他只好耷拉着脑袋出山去了，他农活生疏，就厚着脸去找他哥帮忙。
田福堂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共事务不再热心。
土地分开后，他苦恼归苦恼，但不误农时，及时耕种。他让儿子润生跟着向前学开汽车去了，家里的地他一个人能应付。
虽然多年没参加劳动，但他年轻时也是一把劳动好手，他已经慢慢又适应了庄稼活。
在短短的半年里，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些过去贫穷的人很快就要变富了。
他从双水村的变化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03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们都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可是田福堂和孙玉亭却有些失魂落魄。
因为他们是集体生产的得利者，依靠大锅饭，他们不用干农活，还可以得到村民表面上的尊重。
可是责任包干后，自己不干活就没有吃的，他们再也无法偷懒了，村民再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了。
田福堂和孙玉亭虽然沮丧，但是看见大势已经不可扭转，也只能开始干活。
他们被迫做出了改变，但是润生的主动转变则让人惊喜，给人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感觉。
时代曾经让田福堂和孙玉亭风光无限，但时代的变化也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弃儿。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微不足道。
时代的变革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一次成功的时代变革，既有大批得利者，也会产生一小批失意者。
个人只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调整，抗拒变化，自怨自艾，注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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