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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到处的集市也都开放了。
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傻瓜。
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失措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政策和新做法。
田福堂本以为这只是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越走越远了。
更大的冲击是上面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
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
整个生产队都处在一种混乱的激动之中。
分组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田福堂。因为要他等于要一个负担,他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堂堂的支部书记田福堂竟然被冷落到如此的地步。
田福堂的儿子润生看没人愿意要他爸,就对孙少安和田海明说,希望他们家能加入海明哥一个组,他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
孙少安和田海明惊讶地看着润生,这个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
没人要的还有孙玉亭,少安只能把二爸收留在自己的组内。
短短的几天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划成了十几个责任组。
分组后,大家都像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去了。
田福堂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难受。多年来,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
没有了集体,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如今这身体又怎么上山下地劳动呢?
晚上,润生对他说:“爸爸,我准备不当教师了,回来劳动,我肯定能养活你和我妈。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明哥的组里去出山。”
孩子刚一走,田福堂裂开嘴,无声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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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80年的春天,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
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这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
经过近半个月的忙乱,双水村的责任制终于全部搞完。各家各户忙成一团,开始了新生活。
实行责任制已经半年多了,孙玉亭还没有从这个变化中反应过来。
失去集体后,孙玉亭感到就像没娘的孩子一样灰溜溜的,他再也不是双水村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既然事实看来没希望再变回去,他就无法和现实赌气,一家五口人总得吃饭。
他只好耷拉着脑袋出山去了,他农活生疏,就厚着脸去找他哥帮忙。
田福堂现在已经很少出门,虽说还当着书记,但对公共事务不再热心。
土地分开后,他苦恼归苦恼,但不误农时,及时耕种。他让儿子润生跟着向前学开汽车去了,家里的地他一个人能应付。
虽然多年没参加劳动,但他年轻时也是一把劳动好手,他已经慢慢又适应了庄稼活。
在短短的半年里,村里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一些过去贫穷的人很快就要变富了。
他从双水村的变化中,看见了自己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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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民们都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可是田福堂和孙玉亭却有些失魂落魄。
因为他们是集体生产的得利者,依靠大锅饭,他们不用干农活,还可以得到村民表面上的尊重。
可是责任包干后,自己不干活就没有吃的,他们再也无法偷懒了,村民再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了。
田福堂和孙玉亭虽然沮丧,但是看见大势已经不可扭转,也只能开始干活。
他们被迫做出了改变,但是润生的主动转变则让人惊喜,给人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感觉。
时代曾经让田福堂和孙玉亭风光无限,但时代的变化也让他们成为时代的弃儿。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微不足道。
时代的变革从来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每一次成功的时代变革,既有大批得利者,也会产生一小批失意者。
个人只能顺应时代的变化做出调整,抗拒变化,自怨自艾,注定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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