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老还乡背后：贵族官员的退场，竟是君权扩张的序曲？

文/编辑 | 音画侃娱

虞夏时期就有专门的养老机构了，那时候搞"燕礼""飨礼""食礼"这些仪式，看起来是真心实意地尊敬老人。

到了殷商和西周，"明养老"甚至成了考核官员政绩的硬指标，武丁灭国、文王伐崇侯虎，史书里都特别提到他们重视养老这件事。

可到了春秋时期，这套看似纯粹的伦理观念开始变味了，尊老敬老的传统没丢，但被加进了太多政治算计。

官员"告老还乡"这事儿，表面上是让年纪大的人回家享福，实际上却成了君主和贵族之间权力博弈的工具。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咱们今天就来掰扯掰扯这段历史。

尊老传统的政治化改造

中国古代的"家"和"国"本来就分不太清楚，家族里的长幼尊卑那套规矩，很自然地就被搬到了政治场上。

孔子说得很直白："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你看，在家孝顺父母，到了朝堂上就得忠于君主，这逻辑听着顺溜，实际上是把血缘伦理和政治秩序捆绑在一起了。

家里老人说话有分量，这事儿映射到政治上，就变成了君主拥有绝对权威，《孝经》把孝道分成五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各有各的孝法。

这种分层本身就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伦理观念一旦被划分等级，就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要求，而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了，"告老"制度表面上看挺人性化。

官员年纪大了，身体吃不消了，君主体恤他，让他回封邑养老，还能享受各种优待，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官员"告老"时要举行"还禄于君"的仪式，把权力象征性地交还给君主。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在强化君权的神圣性，提醒所有人：你手里的权力是君主给的，不是你自己的。

春秋后期，选官制度开始变革，"任官尚贤"的呼声越来越高，世官制受到冲击，贵族的举荐权被削弱。

这时候，一些官员主动提出"告老"，与其说是真想退休，不如说是一种策略性妥协，通过"告老"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避免被扣上"贪恋权势"的帽子。

更何况，有些人"告老"之后还得定期向君主述职，名义上退了，实际上仍然在君主的控制之下。

世官制的崩塌与权力争夺

春秋前中期，世卿世禄制还挺稳固，晏子继承父亲晏弱的职位，这种事儿很常见。

列国的政权基本被强宗大族把持着，君主想提拔个人都得看这些贵族的脸色，公室贵族想进入权力核心？难。

君权在这种格局下受到了实质性限制，但君主也不是吃素的，他们逐渐把"告老"制度化，变成削弱贵族势力的利器。

官员想"告老"？得君主批准，你推荐的接班人？也得君主同意。

册命这个环节不再是走过场，而是真正的权力审核，职位空出来了，君主就有机会安插新人，尤其是那些新兴的地主阶层。

这些人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对君主的依赖性更强，自然也更听话，韩厥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邲之战后，韩厥因为军功被提拔为上卿。

《左传·成公三年》里记载得清清楚楚，他和赵括等人都是靠打仗立功上位的。

韩厥后来"告老"，这事儿到底是他主动避祸，还是被动让权？史书没明说，但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怕是两方面因素都有。

他的"告老"为后来军功爵制的推广埋下了伏笔，也让其他贵族看到了一个信号：血统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功绩才是硬道理。

春秋后期"告老"现象激增，本质上是君权扩张和贵族势力衰退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君主通过审批"告老"、控制继任者，一步步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里。

贵族们表面上体面退场,实际上是被迫让出了世代把持的位置。

军功爵制的兴起与社会变革

功爵制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这套制度说白了就是凭本事吃饭，你在战场上立了功，就能得到爵位、田宅、食邑。

晋文公时期就开始尝试了，邲之战后提拔韩厥他们就是例子，到了春秋后期，这套制度越来越成熟，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机会通过军功或者被举荐晋升。

贵族的爵位不能世袭了，这对他们来说是致命打击。

血缘带来的合法性被功绩合法性取代，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军功进入权力核心。

社会阶层开始流动起来,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这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是个巨大提升，选贤任能让战争动员能力大大增强。

秦国的商鞅变法把军功爵制推向了极致，二十等爵制度规定得明明白白，斩首一个敌人赐爵一级，斩首两个赐爵二级。

这套制度激发了秦国士兵的战斗力，也让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其他诸侯国也在搞类似的改革，楚国、齐国都有自己的探索。

反倒是那些坚持世官制的国家，比如宋国，逐渐走向了衰落，君主的合法性来源也发生了根本转变。

以前官吏的合法性来自血缘，现在来自君主的册命，君主通过任免权牢牢掌控了官僚体系，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强化。

儒家的"忠君"思想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新秩序提供了理论支撑，孝道被改造成了忠诚，家族伦理被嫁接到了政治关系上。

权力演进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期尊老观念的功利化、"告老"制度的政治化、军功爵制的兴起，这三件事串起来看，就是君权扩张的完整过程。

这个过程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从血缘宗法向官僚体制的转型，为秦汉大一统奠定了制度基础。

很显然，任何伦理观念一旦被权力征用，都可能异化为统治工具，尊老敬老本来是好事，但被加进政治算计之后，就变了味道。

制度变革的本质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表面上的礼制改革，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争夺。

如此看来，当代社会在尊重传统伦理和防止权力滥用之间寻求平衡，仍然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权力运作的逻辑往往有相似之处。

春秋时期的这段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清楚伦理、制度和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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