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重文轻儒，士人浮华成风，韩愈如何破局？

文/编辑 | 音画侃娱

唐代建立起科举制度后，进士科、明经科成了读书人入仕的主要门路，这套制度本来是想打破门阀垄断，给普通人一条上升通道。

可时间一长，问题就冒出来了。

进士科越来越看重诗赋文章，明经科虽然考儒学经典，却只考死记硬背，士人们为了及第，把心思全花在雕琢辞藻上，儒家经典反倒成了摆设。

这种风气越演越烈，到了中唐时期，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样选出来的官员，真能治理好国家吗？韩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他那套文儒融合的主张。

说起来，韩愈这个人挺特别，他既不是那种一门心思钻营科场的普通士子，也不是高高在上瞧不起科举的世家大族。

他自己就是通过科举上来的，知道这条路的艰辛，但他又有家学底子，明白真正的学问不该只是为了应付考试。

这种双重身份，让他看问题的角度跟别人不太一样。

科举制度催生的浮华之风

唐代的科举分好几种，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名目不少，其中最吃香的是进士科。

从隋唐初期还考策论，到高宗、玄宗时期开始以文章取人，天宝之后干脆就考诗赋了。

这么一来，考试内容就偏了，看的是你文采怎么样，至于儒学修养如何，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明经科名义上考儒学经典，实际操作起来也变了味。

考试主要测你能不能背书，帖文、口试都是死记硬背的活儿，时务策更是"虚应故事"，走个过场罢了。

这种考法，培养不出真正懂经学的人才，当时有个叫薛登的人，说得很直白。

他批评隋炀帝设进士科之后，读书人都去"缉缀小文"，美其名曰"策学"，实际上"不以指实为本，而以浮虚为贵"。

到了唐代，这股风气更厉害了，士人们见到权贵，"上启陈诗，唯希欬唾之泽"，恨不得"摩顶至足"，就盼着人家提携一把。

这哪里还有读书人的骨气？

杨绾观察得更细致，他发现士人们"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大了博览群书，也不过是翻翻"诸家之集"。

《六经》这些儒家经典呢？"未尝开卷"，《三史》挂在墙上当装饰，从来不看。

这就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知识结构，文学才能倒是练出来了，儒学根底却薄得可怜，更何况，安史之乱后，很多人开始反思。

有人直接把大乱归咎于进士科，说"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跟这种重文轻德的选人方式脱不了干系。

刘峣上疏的时候提到一个现象，"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早上还是新科进士，晚上就犯法了，他认为这是"制法守度使之然"，制度本身出了问题。

士庶融合加快之后，庶族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的机会多了，功利心理也跟着膨胀。

殷侑、李元瓘都注意到，士人们"趋少就易"，专挑字数少的经书应试，投机取巧的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想扭转就难了。

不同阶层的两种极端态度

普通士人把科举当成唯一出路，这可以理解。

他们没有家族背景，不靠科举还能靠什么？所以"汲汲于功名，务以及第为优"，把全部精力都投在考试上。

问题是，他们缺乏家学传承，不具备士族那种"家风"和"家学"的熏陶，对儒学修为和积淀不够重视，完全把科举当成了工具。

高门大族的态度正好相反。

他们对科举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立场，赵郡李氏的李栖筠说得很明白，"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

意思是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才勉强去考科举，他家里不放《文选》，"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嫌这书太浮华，没有实质内容。

荥阳郑氏的郑覃更激进，直接建议"罢进士科"，他的理由是，"近代陈后主、隋炀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

会写诗作文有什么用？连治国的基本道理都不懂，他强调真正的儒者要注重经学精义，而不是在章句小道上下功夫。

这两种态度形成了两个极端，普通士人过于功利，高门大族过于保守，都不利于儒学的健康发展。

一边是把学问当敲门砖，一边是守着老传统不肯变通，儒学的传承就在这两股力量的拉扯中陷入困境。

韩愈的破局之道

韩愈的立场很有意思，他出身低层士族，需要通过科举入仕。

他自己说过，"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对进士科持"诚乐之"的态度。

毕竟这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可能像世家大族那样看不起科举，但韩愈有家学熏陶，跟那些纯粹为了功名的士人不一样。

他科场失利后，曾经反思自己写的文章"乃类乎俳优之辞"，像戏子说的话一样，让他"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

这种反思能力，就是家学底子带来的，韩愈多次自称"性本好文学"、"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他对文学是真心喜欢。

但他对为文之法有自己的认识，"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固君子慎其实"，文章不能只是表面功夫，得有实质内容。

他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认为为文应该"养其根而俟其实"，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于《诗》、《书》之源"。

写文章得有儒家思想做根基，他还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

这就把儒家经典的重要性摆到了台面上，韩愈最终的取向还是"儒重于文"。

他强调"师其意，不师其辞"，义理比文辞更重要，"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

这套理论体现了他的文以载道观，试图在科举时代打造文质兼备的士风，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就是这套理念的实践。

他写《师说》，强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批评当时士人"耻学于师"的风气。

他写《原道》，系统阐述儒家道统，把文章和儒学紧密结合起来，这些作品不只是文学创作，更是在传播他的文儒融合思想。

他的弟子李翱、皇甫湜等人继承了这套理念，李翱写《复性书》，进一步发展了韩愈的思想。

到了宋代，理学家们对韩愈评价很高，认为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韩愈的文儒观对后世科举改革和文人修养标准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科举开始重视经义，不再单纯考诗赋，这跟韩愈的主张不无关系。

一个时代的思考

唐代科举制重文轻儒，导致士人浮华之风盛行，不同阶层的士人态度各异，普通士人过于功利，高门大族过于保守，都没能解决问题。

韩愈以低层士族的身份，通过文儒融合的理念，试图改变科举时代的士风。

他的文以载道观不只是对唐代科举弊端的纠正，更为后世文人树立了文质兼备的典范。

在功名与道义之间寻找平衡，或许正是每个时代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永恒命题。

韩愈给出了他的答案，既不否定科举这条入仕之路，也不放弃儒学修养这个根本，这种务实又不失原则的态度，值得后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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