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襄阳说”诸专家之谬论，证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之史实

摘要

陈可畏、何兹全、朱大渭、谭其骧等持“隆中为诸葛亮躬耕原址”论者，其核心观点看似引经据典，实则背离了历史考据“以第一手史料为核心、以时空对应为原则、以考古实证为支撑”的基本准则。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诸家论证的共通谬误，结合正史记载、考古成果与历史传承脉络，揭示“襄阳说”的虚妄本质，重申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历史真相。

关键词

诸葛亮；躬耕地；南阳说；襄阳说；历史考据

诸家谬误要点汇总

陈可畏

- 核心论点：以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等晚出杂记为主要依据，提出“襄阳社交圈适配论”，认为诸葛亮因亲友、师友多居于襄阳一带，故躬耕于隆中（陈可畏，1989）。

- 核心谬误：舍本逐末，刻意回避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自述与西晋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的正史记载，将后世杂记的史料层级凌驾于第一手史料之上；无视东汉末年士人游学交游的社会常态，将社交往来与躬耕选址强行划上等号，违背历史人物行为的多元性逻辑。

何兹全

- 核心论点：提出“南阳战乱不适居论”，认为建安年间南阳郡处于曹操势力控制范围，战乱频发，刘备不可能冒险赴曹境三顾茅庐，故诸葛亮躬耕之地应为襄阳隆中（何兹全，1990）。

- 核心谬误：主观臆断，混淆“名义疆域隶属”与“实际军事控制”的概念边界——建安十二年（207年）南阳南部实为刘表、曹操、张绣等多方势力的缓冲地带，曹操主力远在北方，该区域相对安定（《三国志·武帝纪》）；同时忽视诸葛亮“待时而出、观势察变”的隐居诉求，将“避乱”作为躬耕选址的唯一逻辑，陷入历史解释的单一化误区。

朱大渭

- 核心论点：以晋代行政区划为依据，提出“邓县辖隆中”之说，结合“襄阳社交圈”推演，认为东汉末年隆中属南阳郡邓县管辖，故为诸葛亮躬耕之地（朱大渭，2003）。

- 核心谬误：时空错置，将晋代的疆域划分逆向套用于东汉末年，无视《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明确记载的“南阳郡与南郡以汉水为界”的行政区划原则；割裂史料语境，将士人“交游于襄阳”与“躬耕于南阳”的行为割裂解读，以主观预设的结论倒推论证过程，违背考据学的“论从史出”原则。

谭其骧

- 核心论点：在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将隆中划入东汉南阳郡邓县的辖区范围，以此作为“隆中躬耕说”的地理考据支撑（谭其骧，1982）。

- 核心谬误：无视考古实证，仅凭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等后世文献重构东汉地理边界，完全忽略南阳卧龙岗考古发现的东汉末年耕作层、房基、农具等实物证据（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对襄阳隆中经四次系统性勘探未发现任何汉魏时期人类活动遗存的事实避而不谈（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陷入“重文献、轻实证”的考据误区。

一、 共通症结一：舍本逐末，以后世杂记凌驾当事人自述与正史权威

诸家论者的首要谬误，在于刻意贬低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核心自述，以及西晋陈寿《三国志》对这一史实的确认，转而将南朝宋《荆州记》、东晋《汉晋春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后世文献奉为圭臬。

从史料层级来看，诸葛亮的自述是亲历者的第一手史料，其真实性与权威性毋庸置疑；《三国志》作为西晋官修正史，成书于距三国时期不足百年的西晋初年，编撰者陈寿曾任职于蜀汉，掌握大量一手史料，其记载的可信度远非后世杂记可比。反观诸家援引的文献，或成书于诸葛亮去世百年之后，或掺杂地方传说与文人臆断——如《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为襄阳人，其记载难免带有地方文化偏好；《水经注》虽是地理学名著，但对三国历史遗迹的记载多参考民间传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正史考据。

更关键的是，谭其骧、朱大渭等地理考据者，竟将晋代的行政区划强加于东汉末年，无视《汉书·地理志》“南阳郡，秦置，属荆州，县三十六”“南郡，秦置，属荆州，县十八”，以及两郡“以汉水为界”的明确记载，强行将隶属南郡的隆中划入南阳郡邓县，本质上是用后世的疆域变动篡改汉末的历史地理，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考据学“时空对应”的核心原则。陈可畏、朱大渭等人则选择性无视《出师表》的核心表述，单取晚出杂记中的只言片语放大解读，这种“选择性失明”的考据方式，本身就是对历史研究客观性的背叛。

二、 共通症结二：主观臆断，以虚构逻辑替代历史事实

陈可畏的“襄阳社交圈适配论”、何兹全的“南阳战乱不适居论”、朱大渭的“择友而居论”，看似角度不同，实则都是脱离历史语境的主观臆断。

诸家论者共同忽视了东汉末年士人的隐居传统——彼时的隐士绝非困守一隅的凡夫俗子，而是心怀天下、待时而动的智者，其隐居之地的选择，往往兼顾“避乱治学”与“观势察变”双重诉求。建安四年（199年）张绣归降曹操后，南阳南部已趋安定，卧龙岗地处南阳郡与新野之间，既远离中原战火，又毗邻刘备屯兵之所，是耕读、观势的绝佳之地。而隆中地处刘表势力的核心区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早已看透刘表“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性格缺陷，岂会自缚于襄阳，甘受其掣肘？

至于诸家鼓吹的“襄阳社交圈”，更非躬耕选址的决定性依据。东汉时期，士人游学访友之风盛行，诸葛亮与司马徽、庞德公等襄阳名士的交游，完全可以通过往返于南阳与襄阳之间实现，不必将躬耕之地置于隆中。何兹全所谓“刘备不赴曹境三顾”的论断，更是混淆了“名义疆域”与“实际控制”的区别——建安十二年（207年），南阳南部实为多方势力缓冲地带，曹操主力远在北方，对这一区域的控制极为薄弱，这为刘备寻访诸葛亮提供了客观条件。诸家论者将复杂的历史行为简化为“社交便利”“避乱安居”的单一逻辑，不过是为“襄阳说”量身定做的牵强解释，毫无历史事实支撑。

三、 共通症结三：无视实证，以后世附会抹杀考古铁证

考古发掘是还原历史真相的最硬核手段，而诸家论者的共同软肋，就是对南阳卧龙岗的考古成果视而不见，对襄阳隆中的“零遗存”事实讳莫如深。

根据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015年的考古报告，南阳卧龙岗遗址发现了东汉末年的耕作层，碳十四测年结果精准覆盖诸葛亮躬耕的公元197年至207年，土层中出土的碳化稻粒、麦种以及人工翻耕痕迹，是“躬耕陇亩”的直接实物证据；同时发现的东汉水渠、汉代房基、铁制农具与竹简残片，更是还原了诸葛亮“昼耕夜读”的生活场景。反观襄阳隆中，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四次系统性勘探，核心区域内未发现任何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存，现存的武侯祠、三顾堂等建筑均为明清时期重建，所谓“诸葛亮六角井”经文物部门鉴定，实为清代乾隆年间所造，土壤中甚至未发现人工耕作的犁底层。

面对如此鲜明的对比，诸家论者要么对南阳的考古铁证避而不谈，要么对隆中的“零遗存”事实百般狡辩，转而拿明清时期的方志、碑刻充作证据。谭其骧、朱大渭等人在论证中，完全无视考古实证的核心价值，仅凭文献的片面解读便重构历史地理，这种“重文献、轻实证”的做法，彻底暴露了其论调的反科学本质。

四、 共通症结四：割裂传承，以晚出建构冒充千年传统

诸家论者的最后一张“王牌”，是襄阳隆中的“纪念传统”，但他们共同掩盖了一个关键事实：南阳卧龙岗的纪念传统始于三国时期，千年传承从未中断；而襄阳隆中的纪念建筑，则是明清时期地方文化附会的产物。

南阳卧龙岗的纪念脉络清晰可考：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蜀将黄权率部在南阳卧龙岗立祠祭祀，这是史料记载中最早的诸葛亮纪念建筑（《三国志·黄权传》）；西晋永兴年间（304-306年），镇南将军刘弘“观亮故宅”于南阳，命太傅掾李兴撰写《祭诸葛丞相文》，这是正史明确记载的对诸葛亮躬耕之地的追祭；唐代《诸葛庐碑》清晰记载“诸葛庐在南阳县城西南七里”，李白、刘禹锡等诗人的诗作中，也多次提及“南阳诸葛庐”；宋金时期，岳飞途经南阳卧龙岗，手书《出师表》以表敬仰；元明清三代，卧龙岗武侯祠屡经官方敕修，成为全国祭祀诸葛亮的核心场所之一。

而襄阳隆中的纪念传统，汉晋至元代的文献与实物证据一片空白。现存的隆中武侯祠，据《襄阳县志》记载，为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由郧襄观察使蒋兴芑主持重建，此前并无可靠史料证明其与诸葛亮有关。陈可畏、何兹全等论者故意割裂历史传承的时间线，将南阳的千年传承贬为“后世营造”，将隆中的明清重建吹成“历史延续”，这种颠倒黑白的解读，完全是为了迎合“襄阳说”的预设结论。

结论

陈可畏、何兹全、朱大渭、谭其骧等诸家论者，虽立论角度略有差异，却共享着相同的谬误根源：背弃正史核心、混淆时空边界、无视考古实证、割裂历史传承。他们的论调，本质上是将地方文化附会包装成历史真相，将主观臆断伪装成学术考据。

而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史实，有当事人的自述为核心，有正史的记载为支撑，有考古的遗存为铁证，有千年的传承为脉络，早已构成闭环式的证据链。任何试图以片面解读、主观臆断颠覆这一事实的论调，都缺乏史料与实证的双重支撑，终将被历史的洪流冲刷殆尽，沦为后世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