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深秋的长沙,清华大学的临时校门前,一个满身尘土的“乞丐”紧紧抱着个咸菜坛子,执意要往里闯。门卫见他破衣烂衫、面色蜡黄,死活拦着不让进。
正争执间,校长梅贻琦正好下班闻声赶来,只一眼就脸色大变,马上对“乞丐”尊重说到:快跟我来。原来这位蓬头垢面的“乞丐”,竟是清华物理学教授赵忠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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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梅贻琦急忙上前,低声对门卫说:“快让他进来!”随即领着赵忠尧匆匆走向办公室。进了屋,赵忠尧颤抖着打开那个不起眼的咸菜坛子——里面静静躺着一个铅筒,筒内装的竟是50毫克放射性镭!
这是当时全中国仅有的高纯度实验用镭,赵忠尧1931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师从卢瑟福时,历经千辛万苦才获得的珍贵材料。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后,他冒死潜回已被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实验室,抢出了这筒关乎中国核物理未来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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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躲避日军盘查,赵忠尧脱去西装,抹脏脸颊,混入逃难人群。他把铅筒塞进咸菜坛子,白天不敢赶路,夜里抄小道前行。
从北平到长沙1400多公里,他风餐露宿,走过残破的铁路桥,穿过硝烟未散的战场。有几次遇到日军哨卡,他紧紧抱着坛子,心跳如鼓,脸上却要装出麻木的神情。
食物匮乏时,他吃过野菜,讨过稀粥;盘缠用尽后,他给人打过短工,甚至真的沿路乞讨。整整一个多月,他像个真正的乞丐一样活着,只有怀里那个越来越沉的坛子提醒着他:这里装着中国核物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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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为何不让年轻学生或专人护送?赵忠尧后来回忆:“辐射会伤害不知情的人。我是搞物理的,知道怎么防护。”那铅筒虽能隔绝大部分辐射,但长途携带仍有风险。
一路上,他的胸口被灼出了血印,他却从没放下过坛子——他知道,这筒镭是中国未来核研究的希望。
抵达长沙前几天,他染上了痢疾,高烧中仍死死抱着坛子,生怕在昏迷时被人拿走。当终于看到“长沙临时大学”的牌子时,这个从不流泪的硬汉子,眼眶一下子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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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听完讲述,看着眼前这个消瘦得脱了形的教授,久久说不出话。他深知这50毫克镭的价值——当时全世界能获得如此高纯度镭的实验室屈指可数,这是卢瑟福对中国学者的特别认可,更是中国核物理研究的“种子”。
正是这筒穿越战火的镭,后来在西南联大的铁皮屋里,支撑起了中国最早的核物理实验。赵忠尧用它培养出了王淦昌、钱三强、邓稼先等一批未来“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筒装在咸菜坛里的镭,是中国核事业的起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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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忠尧原本可能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1930年,他在实验中最早观测到正电子现象,却因当时国内条件所限,论文发表晚于安德森。后来安德森因发现正电子获诺奖时,许多国际物理学家都为赵忠尧惋惜。
但或许,他护送镭的这段旅程,比诺贝尔奖更能定义他的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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