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他率5000人投靠蒋介石，建国后却当上了副主席？

1954年9月15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座次已定。人们注意到，一位身着灰色中山装、肩膀却略显下垂的六旬老将端坐在主席台前排。会场外官兵认出他，窃窃私语：这不是当年十九路军的蔡廷锴么？昔日给蒋介石卖命的人，现在居然成了新中国首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892年冬至前夕，广东罗定贫瘠山村里诞生一个瘦弱婴儿，家人给他取名“廷锴”，期望他像铁一般坚韧。少年蔡只念了两年私塾便因学费辍学，干过店伙计，也当过学徒。日子越苦，他越坚定：非得跳出农门。清末新军招募的旗号像风一样传来，他背起破布包，四度从军，四度复员，吃尽苦头，却因此摸到一条能改变命运的路——军旅。

1915年，他在陈铭枢帮助下进了保定军校第六期。课堂上，教官讲“驱逐鞑虏”“振兴中华”，让这位南粤青年热血上涌。毕业后他加入粤军，北伐初期在叶挺独立团任团副，一路打到长江流域。叶挺常说：“打倒军阀，才能救中国。”蔡听进去了，却始终没跨进共产党大门，他自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合自己的步履。

1927年夏夜，九江江面雾气弥漫。南昌起义前夕，叶挺敲开蔡的房门，小声问：“愿不愿意跟我走？”蔡点头，却只当作“避祸从容”。8月1日凌晨枪声震城，他的第10团亦举起义旗。但当队伍南下途中弹药渐缺、粮秣见底时，蔡已看出大势——这场仗恐怕凶多吉少。他悄悄调离共产党骨干，以师部为中心把握住五千余人，拐向福建漳州，自行宣布归队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

回到国民党怀抱后，蔡廷锴非但未被追责，还因“救场”受蒋介石器重。中原大战结束，他与蒋光鼐合编的十九路军扩展到四万余人，号称精锐。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张学良不战而退，民众哀怒交加，这位南粤旧将心里泛出难言苦涩——手握重兵而袖手旁观，实在难安良知。

1932年1月，日军炮舰驶入黄浦江，要求十九路军撤防十五公里。蒋介石电令“避其锋芒”。蔡看完电报，怒掷军帽。当天深夜，他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说了两句：“退？做不到！上海要守。”一句话定下第一次淞沪抗战的基调。三十三天里，十九路军打退了日军四次总攻，付出近万伤亡，但把敌军死死堵在吴淞口。中国人第一次见到，日军也会败退。

胜利却换来冷对。停战协定签字那晚，南京方面无人提及十九路军补充。老蒋反而拆分部队，派蔡去福建“整训”。心灰意冷中，蔡、蒋光鼐联络福建政界，策动“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喊出“反蒋抗日”。这就是1933年的福建事变。枪声不过两月，被中央军血腥镇压；蔡流亡香港、新加坡，一边疗伤一边向世界揭露日本侵华。

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回国出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头衔大而无兵。华北、华中烽烟处处，他却被晾在桂林，每日批文件。“这算什么抗日？”他对友人吐槽，转而提交辞呈。蒋介石挽留不住，只好让他出国考察，名义上“联络侨胞”，实则远离前线。

1946年春末，南京梅雨。周恩来赴下关码头迎接归国的蔡廷锴。二人茶室长谈，蔡直问：“当年福建事变，你们为何按兵不动？”周恩来放低声音：“彼时我军西移长征，力不从心。”几句解释，解开多年心结。此后，蔡开始系统研读《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走进另一片天地。

内战再起，他先后参与各界和平运动、发起“第三方面”联署，呼吁停战。蒋介石震怒，下令特务暗杀。他在香港险遭爆炸袭击，幸而脱险，转赴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蔡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在第一排落座。几天后，他出席开国大典，望着天安门上飘扬的红旗，沉默良久。

新政权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有人私下揶揄：“到底是降将。”也有人反驳：“他敢在淞沪挡过日军，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1968年，76岁的蔡廷锴病逝于北京医院。遵其遗愿，骨灰送回故乡罗定，陪伴战火中牺牲的十九路军老兵。革新与保守、坚持与摇摆，全部归于岭南山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