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黄埔军校成立，一期入学门槛有多高，考试要连过“三关”

1924年5月25日，珠江口晨雾未散，一艘从上海驶来的小轮船靠岸，甲板上挤满了背挎黄帆布包的青年。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繁华的十三行，而是东渡口外那片刚刚征用的长洲炮台——几天后，这里将挂牌“陆军军官学校”，后来人熟知的黄埔军校。谁都知道，能穿上那身蓝呢军装，就等于踏进革命洪流的第一梯队，因此校门还没打开，报名表早已堆成小山。

校名确定于6月16日，孙中山亲笔题写。可名字响亮归响亮，想进校却不容易。别看名额只定了区区三百来个，全国陆续投来的申请却有上千份。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甚至远在东北的学生也托长途车马赶来。表面上说，只要“信仰三民主义”即可，私下里人们都清楚，能否拿到推荐信、又能否通过那三重考验，才是关键。

当时的招生流程被形象地称作“三关”。头一道是“文关”。笔试科目包括国文、史地、数学。题目不难却刁钻，既考记忆也考时事敏感度。“用三民主义解释军民关系”“方程式求解”等题目，把自学的乡村青年和都市中学生一网打尽。粗看只是考试，细想却是筛选：没点基础，连门槛都摸不到。

第二关是“体关”。参照当时陆军部颁布的体检标准，身高、胸围、肺活量、视力缺一不可。对长年啃红薯、干农活的农村子弟倒还友好，城市青年反倒常被挑出麻疹疤、扁平足。有人抱着幻想，“只要能进校，瘦点儿算啥”，可医官手一挥，直接淘汰。那年夏天的考场外，怏怏而归的身影不知多少。

最难的是“心关”——口试。十几位考官围坐，面前却只有一把椅子。青年一落座，便是连珠炮式发问：“何为民族？何为民权？”“你怎么看待军阀割据？”语速之快、角度之刁，让不少人汗流浃背。考官不是在找答题机器，而是在揣摩躲在回答背后的性情与信念。有位广东小伙子因“听说北洋将军阀也不全是坏人”被当场刷下；另一位江西考生虽初中肄业，却能当场背诵《民权初步》，反而被破格取录。标准只一条：肯不肯为革命卖命。

如此苛刻的三关，却也没能完全堵住“缝隙”。有意思的是，一些传奇就发生在门槛之间。郑姓青年因错过报名期限，干脆顶着好友“黄某”的身份重考。点名时一声“黄鳌”，两人同时答到，引来笑声一片。队长抬头扫视，沉声道：“是谁多了？”几天后，真相大白。校部并未严惩，只让二人各用本名，“来都来了，好好练”。

更戏剧性的是胡宗南。1.58米的身高摆上秤，正式体检那天差点让他“卡”在门口。医官很直，说矮了，标准不够。胡宗南急得眼圈通红，几番恳求无果。正好校务部主任廖仲恺路过，见这位小个青年死死拽着行李不走，便问：“小伙子，哭啥？”胡宗南立正：“我想革命，可是矮了一寸。”廖仲恺写了张字条：成绩第一，志向坦白，革命要人，不可拘细。小个子遂得以破格录取。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张“通行证”没开错，胡宗南日后竟成了国军少有的三颗星上将。

而在同届新生里，最耀眼的，当数湖南浏阳少年蒋先云。那年他22岁，刚到校门口就被人议论：“听说他作文第一、数学第一，武装泅渡也第一。”更厉害的是，他还是中共党员，对革命理论娓娓道来，连讲评的周恩来都点头称许。毕业典礼那天，蒋介石当着全校师生拍拍他的肩膀，“我能指望的，就你们这几位了。”不久，蒋先云随北伐军出师，英年早逝，年仅25岁。战友至今提及，仍觉痛惜。

黄埔一期从筹建到开学仅用四十天。如此紧迫，源于当时的形势逼人：直奉大战硝烟未散，外敌环伺，南北分裂。孙中山深知，要挽救国运，必须先造就一批既懂政治又精军事的新式军官。于是，校舍在废弃兵工厂上抢建；教材多由苏联顾问连夜翻译；学生宿舍简陋得只有草席和木板。可若有人问学员苦不苦，他们往往笑答：“能吃饭就好，练兵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国际的援助在此时发挥巨大作用。越过西伯利亚的军火专列，为黄埔送来步枪、轻机枪和教官；而中共地下组织则秘密动员数百名青年赴穗。后来无论战场分属敌我，他们共同的黄埔烙印始终存在。1949年，解放军攻南京，阵前大喊“黄埔同学别对射”，一时间竟真有部队放下枪杆，足见这所学院的特殊凝聚力。

正因为首期学员出类拔萃，军校内部竞争也近乎残酷。新生报到次日凌晨即被拉到长洲江面打着赤脚操舟，接着是负重三十里行军，未到终点已淘汰十余人。有人摔倒爬起继续跑，有人扛枪过泥潭被同伴拉一把，兄弟情就是那时结下的。毕业时，第一期最终拿到结业证的只有400多人，可他们大都在随后的十几年里走进炮火中心：北伐、抗日、解放，每一轮浪潮都有黄埔一期的身影。

门槛高不高？放在当时，能读中学已属凤毛麟角，能同时拥有健壮体魄、先进理念与人脉推荐，更是百里挑一。难怪有人形容，一期招考像把细筛子，能留下来的，注定要搅动风云。

孙中山在开学礼上说过一句话：“军校即革命之炉，以烈火淬炼钢铁。”这炉火究竟有多热？三关考试只是起点，真正的锤炼在操场、在战场。事实证明，黄埔一期的学员，无论后来走向何方，他们在1924年的这场青春考验里，已经把个人命运同民族生死绑在了一起，绝非一句“高门槛”能够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