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是双刃剑，效忠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效忠

武士道，是双刃剑，既效忠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效忠。

“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将效忠天皇推向顶峰的同时，也等于甘愿使得自己的身家性命绑缚在了刀锋之侧。换言之，政客们最终还是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武士道”可以为特权阶层保驾护航，亦可以借效忠天皇去干任何事情。

专制制度没有不腐败的。张氏父子曾经贿赂的日本政客和财阀也不在少数。然，大多日本人也知道政客和财阀是个什么德行，只是碍于效忠天皇。毕竟，组成日本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都是那些随时能够见到天皇的重臣、顾问以及天皇任命的官员（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其他高官）。但，做什么事总得有个度。“二二六兵变”便是又穷又苦的日本下层官兵对政客和财阀的一次大爆发。

那，“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为何要“王政复古”并将效忠天皇推向顶峰呢？取而代之。将军、藩主被废除之后，明治政权的领导人成为“阁下”。而“阁下”作为“等级制”的上层也实际掌握着日本政府。

日本文化习俗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以及“适得其所、各安其分”。也就是说日本人习惯了“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有组织的生活准则中“适得其所、各安其分”是不容怀疑和侵犯的。

然，当日本人的等级制扩展到构筑世界秩序时，则实在让人类无法忍受。

1942年春天，日本陆军省一位中佐在谈到“大东亚共荣圈”时说:“日本人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人的弟弟。我们要让生活在占领区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如果我们对当地居民过分体恤，会使他们在心理上误解并滥用日本人的好意，从而对我们的统治产生不好的影响。”

这位自以为是、一本正经的中佐到底要表达什么呢？只要日本人认为这件事对占领区的民众有益，那，日本人便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日本人绝对不会自我感觉是在反人类。然，“过分体恤”“误解并滥用”“不好的影响”同“跟母猪商量怎么上树”一样，也是典型的日本式幽默。

“等级制”不论在日本人的家庭和人际关系中，还是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领域都有着异常严格的划分。年龄、辈份、性别、阶级、级别等，一方面决定了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而另一方面则代表着谁不遵守等级的范围谁便会受到惩处。总之，“等级制”下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在日本人的眼里已被视为一种合法的体制。哪怕它明显不同于世界主流民族。

诚然，“等级制”适合于日本民众是自家的地盘自己做主。但，当日本人把“等级制”强加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时候，他们居然还感到过不可思议。受了好大委屈的日本人异常惊讶！难道日本没有给予他们等级吗?难道下层的等级（日本的等级是上层）不合理吗？

[捂脸]……

“等级制”，只是日本人的专属产品，同“国家神道”和“武士道”一样。但，如果武士为一匹极具野性的“野马”的话，那，神道教义就是最坚韧的“缰绳”并赋予了武士绝对的服从性。换言之，武士绝对服从天皇的同时，也相当于在服从以天皇为中心而构建的日本上层。

可惜，傻子切腹是傻子自己的事。但，日本最高决策层又有几个豁肚子的？

美国人：我觉得日本人不是真正的勇敢，他们只是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些需要艰苦努力才能成功的事。

其实，武士道是明治“阁下”们有意而为之的袒护与培育。但，前提是日本文化习俗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以及“适得其所、各安其分”。

“在日本传统中，日本人对长辈所尽的义务，尤其是对天皇所尽的义务，是日本民族很大的优点。日本人将在‘长辈’的领导下前进，还能够克服许多在个人主义国家中难以避免的困难。”因此，“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并没有破坏等级制等传统习惯。不光没有破坏，日本还通过“王政复古”和“国家神道”将效忠天皇推向了顶峰。

1940年，组成日本政府最高决策层的，都是那些随时能够见到天皇的重臣、顾问以及天皇任命的官员（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其他高官）。另外，制约众议院的贵族院不经过选举产生。而贵族院的议员中，贵族却大约占了半数并有1/4还是天皇推荐的。于是，在贵族院和众议院同样掌握对法律的批准权之外，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在官员任命、决策和预算等方面丝毫不存在发言权。

显然，“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将效忠天皇推向顶峰的目的，无非是为最高决策层的特权在保驾护航。而“武士道”“神风特攻”“一亿玉碎”等极端行为便成为特权阶级捍卫胜利果实的巧妙操作。换言之，当不需要傻子极端时，那，投降与出卖也没什么可犹豫的。

日本战败后的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神风特攻队是日本的耻辱。许多神风特攻队员因此而被送进美军的感化院遭受凌辱的同时，还有很多队员失去了工作，一生被毁。

诚然，效忠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效忠就好比“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样，政客们最终还是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日本人心中，“日本如果没有天皇便不是日本”；“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国民对天皇的信仰超越了对宗教的信仰”；“老百姓不认为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日军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内阁和军部，天皇没有责任”；“虽然战败了，但是所有日本人仍然尊敬天皇陛下”。

于是，天皇活了，“东条英机”们只能去死。然，不是政客不该死，而是天皇、政客、财阀等组成的日本最高决策层都得去死。

最后，何谓武士道？谁在乎、谁不在乎武士道？日本最高决策层曾有几个豁肚子的？

武士道，毫不留念的死、毫不顾忌的死、毫不犹豫的死，即使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尽臣道。此等二百五，异常适合官僚的胃口，尤其是最高决策层。换言之，上面有错误是上面的事，你该去死的时候就去死。

然，情愿去死和不想去死，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不怕死的人。当日本人不想死而偏偏得去死的时候，怕是不能效忠天皇，也得效忠集团。日本人离不开天皇，更离不开集团，离开了集团便等同于生不如死，与其生不如死，不如死得其所。

日本人为什么那么残忍？整日在集团里装孙子，蔚为抑郁。一旦碰上个被集团孤立的倒霉蛋，怎能不趁机发泄，群起而攻之，往死里折磨。至此，日本校园霸凌异常没人味是有理论依据的。

苏军进攻东北，60万关东军投降。美国两颗原子弹，600万日军投降。总之，没有了道德绑缚，日本人才真正地回归了人类的本性。

现如今的日本，真正崇尚武士道的“二百五”实属不多，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又会有多少“二百五”真正地深信不疑过呢？但，日本投降先后，的确是没有几个“阁下”或有钱人豁过肚子。

诚然，最寡廉鲜耻的必然是那位带头一哥裕仁天皇。裕仁觐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主打的是嚣张与蔑视，而裕仁配合的则是猥琐与奉承。

除了裕仁，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井石根、武藤章、荒木贞夫、梅津美治郎、大岛浩、冈敬纯、贺屋兴宣、木户幸一、小矶国昭、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南次郎、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星野直树、重光葵、东乡茂德、永野修身、松冈洋右、大川周明这些货色，好像没有豁过肚子的。

东条英机的成功，除了整日“开打”，便是“坐有坐相，站有站相”。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日美开战前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服毒自杀，日美开战后的首相东条英机开枪自杀未遂。而日美开战前汇报开战的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和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则一个开枪自杀，一个企图自杀。

战争中，“阁下”们鼓吹武士道。战败后，“阁下”们摒弃武士道。何谓武士道？无知者无畏，和傻子较什么劲儿。

当然，也有没被忽悠的。而且他们还把高层折腾得没了体面。这些货色中有几个代表人物，但都是大佐、中佐、少佐。毕竟，营团级干部（参谋）在二战的日本能够翻云覆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昭和日本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之“九一八事变”，挑起中日战争；“诺门坎战役”，挑起苏日冲突；“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事件”，挑起太平洋战争。

“九一八事变”，中佐石原莞尔、大佐板垣征四郎“下克上”。“诺门坎战役”，少佐辻政信“下克上”。“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事件”，大佐佐藤贤了“下克上”。

然，这几位鼎鼎大名的参谋中，板垣征四郎死于绞刑，石原莞尔死于癌症，佐藤贤了战后成为社长，辻政信战后成为议员。特别是辻政信，著名的灾星、搅屎棍，到哪哪倒霉。辻政信善于左右逢源，曾在溪口操办过公祭蒋老夫人的仪式并因此得到了军统的庇护，从而逍遥于世。1948年回国后，不失搅屎本色，死亡结局也是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