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朱克家：22岁成为中央候补委员，28岁下放矿山当挖煤工

一九八三年初夏，上海火车站的检票口挤满了归乡旅客。人群中，一个身材削瘦、脸色略显苍白的青年背着旧帆布包，牵着一位穿青布上衣的姑娘悄然走出站口。很少有人认出他曾是党的“十大”主席台上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朱克家。

短短十年，朱克家的身份三变：知青、中央候补委员、矿山挖煤工。这种令人目眩的跌宕并非传奇小说，而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动荡政治岁月交织出的真实剪影。许多人只记得那张曾在报纸头版出现的年轻面孔，却没弄清他为何一朝高升，又因何沉落山间矿井。

再把时间拨回到一九五〇年仲秋。那年九月，朱克家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职工家庭，排行老三。家里孩子多，日子紧巴，可他却争气，考分年年名列前茅，还是班级团支部书记。父母憧憬着“老三”能高考跳龙门，改变全家的命运。

一九六八年冬，全国大规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尘埃未落。十八岁的朱克家领到分配通知，目的地是云南西双版纳。同行同学大都想留在集体农场，他却主动申请去条件最艰苦的爱尼山。好心人劝他三思，行李甚至被藏起，他仍执意负着一把破木箱子朝大山深处走去。

爱尼山寨当时几乎与世隔绝。蜿蜒小径两侧荆棘倒伏，夜里还能听见猴啼虎啸。山寨里的孩子听不懂普通话，仅有的一间竹篾教室也因老师接连返乡荒废。朱克家索性自学爱尼语，白天上课教拼音算术，晚上举着马灯修桌凳，帮社员写信、缝衣、养猪。后来，他自告奋勇学驾驶手扶拖拉机，还摸索电工技术，让寨子点亮第一串灯泡。山风吹着简易电线时，孩子们欢呼，一位老阿妈激动得直掉泪。

一九七二年春，上海知青慰问团深入边疆采风。记者将这位“傣乡红太阳下的好后生”的事迹写进一份“内部参考”。材料层层上报，最后摆到市里几位主要领导案头。“大力宣传，速派人去云南调查核实。”批示一下，命运的闸门被推开。

核实小组带着摄影机和录音笔来到爱尼山。朱克家见报道把自己捧成“干一行精一行、救苦救难”的英雄，憨厚地挠头：“还得写实情，别夸大。”记者笑着回一句：“这是革命的需要。”自此，一名平凡知青被时代抬上了浪潮之巅。

紧接着，组织发现这位先进典型竟还不是党员，“朱克家不能入党，谁还能入党？”领导如是发话。很快，入党申请、政审材料在几天内全部办妥。对大多数青年而言，入党是多年等待，对朱克家只用了几个口号、一纸批件。

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在北京召开。凭借上面点名的提拔，年仅二十二岁的朱克家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还进入大会主席团合影。他站在绛红色幕布前，西服领口别着党徽，镜头定格住那一刻的意气风发。读书班里，他见到提携自己的市领导，激动得红了眼圈，“我一定不辜负组织”——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誓言。

荣光转瞬即逝。返滇之后，他率宣讲团奔走各地，大声批判“修法思潮”，同时跑前跑后巴结云南省里几位重量级人物。有人送礼，有人索求人事，他来者不拒；求爱信雪片般飞来，他也并未拒绝欣赏。年轻的头脑在掌声中逐渐发烫，却忽视了风向随时可能调转。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纸通告将他定为“审查对象”。隔离期间，他读文件，反复写检讨，深知自己不过是政治牌局上的一张薄纸。被宣布“清除出党”后，他被发配到中越边境的恩洪煤矿劳动改造，时年二十八岁。

恩洪矿区海拔逾两千米，巷道多瓦斯，事故频发。初到矿山，工友们好奇观看这位落难“名人”，兔死狐悲的调侃不绝于耳。朱克家拎着铁锹，默默跟师傅下井。井壁渗水，煤尘呛人，他咬牙坚持，几个月后掌握了放炮和掘进技能，夜班回来仍翻小册子自学英语，被戏称“最安静的炮工”。

矿区生活单调，小杜的出现带来一抹亮色。姑娘爽朗利落，给井下工友洗衣缝补。一次她半是玩笑地说：“你眼睛里还闪着当官时的光，可你这汗衫太寒碜，跟你的人不配套。”朱克家憋红了脸，索性把汗衫脱下丢进盆里，惹得全屋人大笑。几次相处，两人都认可对方的实在。家乡在同一座城市，年龄相差七岁，旁人不看好，姑娘却拗不过自己的心意：“认准了，就不后悔。”一九八三年，两人请假回沪，简单摆三桌酒席结为夫妇。

婚后，朱克家被调到上海郊区的水泵房值守。那时他还不到三十五岁，白班夜班轮流，噪声穿透耳膜，他却自得其乐，常捧着从旧书摊淘来的《电工手册》《大英百科小辞典》。有人问他还想不想重返仕途，他摆手：“我现在最缺的是平静。”

其实，朱克家的自我调整并不容易。曾经的鲜花、掌声、头衔，被刹那剥离后留下的空洞像伤口。他靠技术活维持生计，靠阅读、写日记整理心绪。偶尔遇到老同学顺口问一句“当年主席台的事儿”，他只笑笑：“都过去了。”

知青群体中，朱克家的经历算极端，却折射出整个年代的矛盾：理想与现实交错，个人命运屡被时代改写。史料显示，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间，仅上海就有八十五万青年被送往农村和边疆，他们在田垄、林场、兵团中摸爬滚打，留下青春，也背负创伤。朱克家是那支洪流里偶然被浪头推上高位、又骤然跌落的一粒水珠。

有人揣测，如果他当年接受大学录取，也许会成为一名普通工程师；若不是政治风向急转，也许真会坐稳官位。历史没有如果，它只在既定的轨迹上疾驰。对朱克家而言，最难的是接受“平凡”二字。好在恩洪的井下黑暗，让他看清了最初那份想当教师、做技术员的初心。

过去的光环褪色多年，他在家中只字不提旧事，女儿长到上中学时才从同学口中得知父亲曾经的经历，惊讶不已。面对女儿的追问，他淡淡地说：“能把手头的事干好，就对得起自己。”

朱克家的故事里没有完美收尾，但它留给后人足够的思索：一时的高位可能来自时代的推手，也可能在瞬息间远去；而能被自己牢牢把握的，往往只是那双愿意沾满尘土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