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看到接见单位名单时，江青大怒：我是探望部队，不是接见

1976年8月29日晚上十一点，天津站南侧的专列车厢里灯火通明。刚刚经历唐山大地震的华北大地仍余震不断，可车窗后的那间软席包房里却因一句“接见方案”掀起了新的风浪。

江青此行本来声称是“看望灾区群众和前线部队”。为安全起见，她白天乘车巡视，夜宿专列。上午探小靳庄，傍晚转往66军和警备区连队的驻地——这是她亲自点将的“必访之地”。原因不难猜：66军在天津根基深厚，抗震救灾冲在最前，这支老牌劲旅的“群众口碑”与其久经烽火的荣誉一样响亮。江青深知这一点，临行前竟提醒市委书记解学恭：“记得让66军军长刘政把那首顺口溜抄来，还得给我找套合身军装，见战士不能失礼。”语气随意，却有刻意经营的意味。

当天下午，她的车队在津塘公路短暂停留，借口“想睡一觉”，让随行人员和战士们四处躲避。醒来后，江青步入炊事班，忽而说要擀面条，忽而嚷着要和战士们同蒸馒头，折腾了好一阵子，锅灶开不开火，全营官兵只得陪着干站。有人暗地里摇头：这哪里是慰问，分明是作秀。

当晚返回专列，市委的解学恭正吞下安眠药准备休息。没过几分钟，电话铃声刺耳地炸响——“立刻到车上来！”江青冷冰冰一句。解学恭赶到时，江青手里攥着一份崭新的“接见天津驻军单位安排表”，黑着脸质问：“这是谁的主意？我说的是‘探望’，不是‘接见’！”

“接见”二字看似细枝末节，实际暗流汹涌。在那个政治空气仍旧凝重的1976年，刚刚历经“四五运动”、又正值“两个凡是”氛围初成，“接见”意味着相当于中共中央的规格，隐含领袖姿态。江青自知此刻风向不对，绝不愿再给人抓住“僭越”的把柄，于是当场拍桌：“只有中央政治局才能讲接见，我个人算什么接见？”一席话把准备多日的解学恭吓得汗如雨下。

“如用词不当，是我的责任。”解学恭硬着头皮替军队揽过，紧张得连话都带颤。一句“部队准备了两天，不去恐怕不好”终于让江青的火气消了些，“那就探望，探望！”她仍不忘画出红线，“宣传稿别乱吹，谁要写‘接见’就是捅马蜂窝。”

事实上，66军与江青的政治考量并无直接关系。这支1949年由华北军区一纵改编的劲旅，早在进驻天津之初就扛下保卫京畿门户和海防的重担。太原战役中，197师589团登城夺门，被授“登城先锋”。抗美援朝，两度跨过鸭绿江，曲桥里阻击、铁血山之战打得满山敌军哀号。1953年凯旋回国后，他们在天津安营扎寨，接着在1963年的罕见洪涝中筑堤封口，救了天津城。那一年，河北省长刘子厚拍着将士们的肩膀说，“要是没你们，这座城可就麻烦了”。

此后，刘政――那位在解放战争三次负伤却誓死不下火线的冀中汉子――被调来当副参谋长，直至1969年出任军长。刘政治军以严著称：冬夜三更查铺，发现马料袋松了，他扯下腰带就上；演习时某排动作慢了，他亲自端枪冲锋。1964年全军大比武，66军那支1400人刺杀方队在北京工体昂首挺进，赢来外宾掌声，毛泽东下榻台阶，连连称赞“有精气神”。

1976年7月28日凌晨，那场7.8级地震把唐山夷为平地，天津也摇成一片瓦砾。军营自身塌了一半，66军仍在刘政号令下开赴市区，只带干粮、铁锹，拆墙、抬石，拖出幸存者八千余人；一连累倒半数官兵也没停。有人感叹：“66军这条脊梁，还跟当年上甘岭一样硬。”

正因如此，江青点名要来“看望”。可对老兵来说，政治人物的踩点远不如多一台吊车、一部发电机来得实际。所幸，次日下午她还是现身了：换上临时借来的军装，重复着“同志们辛苦了”之类的客套话，顺手把事先抄好的顺口溜念了一遍，频频合影，然后匆匆返回专列。战士们更关心的是下一车救灾物资什么时候能到，对这场“探望”反应平淡。

整个风波，到8月30日才暂告段落。解学恭熬夜拟就的《谈话记录》和《电话稿》被送往中南海，华国锋很快批示“阅”。第二天，江青离津返京，不再提“接见”之事。然而，外界已隐约嗅到她的焦躁，毕竟九月九日后政治棋盘将骤变，风雨欲来。

如果把镜头再拉远些，66军的命运更显唏嘘。1985年百万大裁军，这支曾经叱咤太行、威震鸭绿江的劲旅走入历史，番号撤销，官兵分流。刘政在同年离休，归隐津门。将军惜别军旗，无怨无悔；有人劝他为子女提职，他只摇头：“凭关系扶上去，谁会心服？”话音平静，却透出老一辈军人的骨气。

江青的那声“我是探望，不是接见”，在当晚犹如炸雷。或许，她想以低一格的姿态换取安全；或许，她已隐隐感觉自己身处风口浪尖，无意再背“僭越”之名。可无论如何，那纸被揉皱的“接见名单”，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紧绷神经——字眼对了，才能避免大祸临头。如今重温这段插曲，更能体味彼时政治空气之凝重，也让人对66军那些在废墟间奋战的身影油然而生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