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谈妥了，斯塔默告别人民大会堂，临走前通告北京，和港台有关

在斯塔默首相访华的次日，中英两国于人民大会堂举行最高规格双边会谈——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在京举行的元首级对话，引发国际舆论高度关注。这场关键会晤究竟释放了哪些实质信息？

2026年1月，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结束北京之行时，其公开讲话传递出清晰而务实的政策转向：伦敦正着力推动对华关系回归理性轨道——一个可预判、可履约、可兑现经济收益的合作框架。

此轮访问成果丰硕，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离京前主动亮明的两个核心立场：一方面重申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既有表态不变；另一方面则将涉港表述全面更新为聚焦“繁荣”与“稳定”的利益导向型措辞。

双方正式确立长期稳固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中“长期稳固”四字对英方尤为关键。

近年来，中英关系呈现高频波动特征，政策走向常受短期舆情与外部干预牵动，导致伦敦金融城及跨国企业普遍承压——投资决策依赖确定性，合同签署需要制度保障，若规则朝令夕改，资本自然趋于观望甚至撤出。

斯塔默此次明确释放信号：英国政府致力于锚定对华政策基准线，大幅压缩突发性政策转向空间，为企业制定五年乃至十年期经营规划提供制度支撑。

这一调整也标志着英方对过往策略的系统性反思——以往常以政治宣示优先，结果既未赢得更安全的地缘环境，亦未获取相匹配的经贸回报，反而削弱了本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能力与全球产业链嵌入深度。

将重心转向确定性与合作潜力，实为英国国内严峻经济现实倒逼下的必然选择。

当前英国面临多重压力叠加：脱欧后续效应持续发酵，能源价格高企与通胀压力抑制居民消费意愿，公共财政赤字扩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频现；新一届内阁若想稳住民意基础，必须在就业扩容、GDP回升与财政可持续之间找到突破口，而这些目标离不开外资引入、出口拓展与市场开放。

将中国定位为重要合作伙伴，不仅能带来订单增量、绿地投资与跨境金融业务增长点，还可为英国制造业升级、专业服务业输出及资本市场流动性注入新动能。斯塔默在北京强调“中国是机遇”，本质上是对国内真实发展诉求的回应。

对中国而言，稳住与英国的关系同样具有战略价值。尽管其全球影响力相较鼎盛时期有所收缩，但英国在国际金融治理、普通法体系、高等教育资源、前沿科研协作及多边议程设置等领域仍具不可替代性。

中英关系回暖，有助于优化我国外部合作生态，在西方主要经济体内部培育更具建设性的对华认知，促使更多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将贸易收益、技术合作与供应链韧性纳入核心考量。

两国若能在分歧共存前提下持续推进务实合作，本身即向世界昭示一种可能性：大国间即便存在结构性差异，依然能够构建起高效运转的合作机制。

本次会谈最显著的转变之一，体现在英国对香港议题的话语重构。过去惯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措辞表达关切，此次则转而强调“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英共同利益”。

该表述逻辑落脚于现实经济维度，隐含承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英国金融机构、律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在港英籍公民具有直接利害关系。

如此措辞既维持了英方基本立场的可见度，又有效规避议题政治化升级风险，为双边经贸、司法协助与人文交流保留充分操作余地。

中方同步提出将积极评估单方面对英公民实施免签安排，此举意在释放扩大人员流动、深化经贸互动的强烈意愿。

考虑到英国当前移民政策收紧趋势，短期内实现对等签证便利化尚存难度，但这并不妨碍中方率先行动，通过降低商务往来门槛吸引英国企业高管、技术专家与投资者来华实地考察、项目对接与长期布局。

人员流动成本下降，将显著提升合作效率，也让英国工商界得以切身感知中国市场活力与合作实效，从而增强政策延续性的社会基础。

斯塔默在北京再次确认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官方立场，表明其外交政策仍需兼顾国内政治平衡与跨大西洋同盟义务。敏感议题上难以彻底转向，但整体叙事已明显向“合作优先、稳定托底、长期布局”倾斜。

此次访问更像是中英双方完成一次深度政策成本收益测算后的共识达成：英国亟需经济增长动能、优质投资项目、金融服务扩容空间以及可控的外部环境；中国则期待稳定的欧洲伙伴、更具实操性的对华声音，以及在全球格局深刻演变背景下最大限度降低非必要摩擦成本。

双方都清醒认识到，分歧不会因一次会谈而消解，但彼此也都意识到，关系彻底恶化所带来的系统性代价远超维持现状所需付出的努力。

真正考验在于斯塔默返英后能否顶住多重压力——国内主流媒体的质疑声浪、议会内强硬派的持续施压，以及部分盟友对华立场的传导效应，均可能因偶发事件再度激化舆论场。若政策执行缺乏连贯性，“长期稳定”极易沦为象征性修辞。

中英关系能否摆脱周期性震荡困局，关键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英国是否能将务实主义路线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惯性；二是双方能否推动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落地见效，用实实在在的就业增长、技术转移与税收贡献，夯实国内支持力量继续推进合作的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