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临敌：东斯拉夫三国分野，七百年前的“北约东扩”与蒙古西征

如果把东斯拉夫人的诸多公国看做一个整体，在他们的东侧外缘是钦察人，西侧外缘是波兰、立陶宛。

13世纪40年代初，东欧在短短几年内同时遭到了来自东西两端的毁灭性入侵。

东方是蒙古人，他们从蒙古草原杀出，一路上碾过中亚的西辽与花拉子模帝国，踏平西亚的阿拔斯王朝，最终一路由拔都率领的“长子西征”军团进入东欧。他们首先战胜了南俄草原的钦察人（又称库曼人）——一个强大的突厥游牧部落联盟，最终兵临第聂伯河畔的基辅城下。

西方是德意志人。他们从十字军东征的队伍中转进到东欧，要用宗教信仰与剑征服这片野蛮人的地区。这是一场超前版本的“北约东扩”。

只不过，当时从西方东扩的不是军事联盟，而是德意志的十字军骑士团。

在同一时间，这两股力量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挤压了以基辅为原点的东斯拉夫世界，其地缘政治效应持续了七百年。

东方

东方压力始于1240年，蒙古“长子西征”军团在扫荡中亚和南俄草原后，攻陷并彻底摧毁了基辅。

但需要明确的是，蒙古人摧毁的并非一个政治实体。

早在蒙古人到来的70年前，“周天子”基辅大公，早已权威扫地。基辅罗斯已经分化为一个类似春秋战国一般的罗斯诸公国。

1125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将其少子尤里·多尔戈鲁基分封到遥远的东北边疆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地区。这一安排本意是家族统治的延伸，却意外创造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尤里利用当地丰富的土地、森林和水系资源，避开基辅旧贵族的制衡，进行自主开拓。他于1108年建立了关键的前哨据点弗拉基米尔城，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张，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争夺南方基辅的王位，因此获得了“长手尤里”的绰号。这标志着东北势力开始具备向传统中心挑战的资本。

决定性转折发生在1169年。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尤里之子）集结了一支包括多个罗斯公国在内的联军，攻陷了基辅。他的行为彻底改变了规则：他的军队对基辅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系统性劫掠，摧毁了部分宫殿和教堂，并将包括圣像在内的许多珍宝北运至弗拉基米尔。

更关键的是，安德烈没有按照传统留在基辅即位，而是任命自己的弟弟格列布作为傀儡进行统治，自己则带着“全罗斯大公”的头衔返回了北方的弗拉基米尔城。这一行动在政治上宣示，最高权力不再需要与基辅这座城市绑定，霸权可以脱离其历史地理根源而独立存在。他随后试图迫使商业重镇诺夫哥罗德臣服，并计划将弗拉基米尔提升为全罗斯的宗教中心（虽然未能成功），进一步巩固其新霸权的地位。

此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取代了基辅大公，成为了东斯拉夫世界的霸主。但这样的霸主，又与春秋五霸号召诸侯共同抵御外辱不同，而是只顾自己的地盘。

1185年，南方草原的钦察人入侵时，基辅大公不得不向北方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安德烈之弟弗谢沃洛德“大窝”）求援。弗谢沃洛德回复：“这些波洛韦茨人蹂躏的是你的土地，不是我的。”

因此，到13世纪初蒙古西征前夕，罗斯世界的政治地图已经重构。基辅沦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但已衰落的城市，频繁更换的王公大多来自外部强邦。真正的实力和霸权中心已经北移至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

蒙古的入侵更像是对一具早已死亡的躯体进行的最后破坏。基辅及其周边地区，也彻底从昔日的中心沦落为“边疆”——这正是“乌克兰”一词的本意。

西方

几乎在同一时期，以条顿骑士团与宝剑骑士团为核心的德意志十字军也抵达了“相对荒芜”的波罗的海南岸。这些在圣地受挫的十字军，将宗教战争转向征服异教徒，凭借利剑与天主教信仰，旨在征服整个波罗的海的异教世界，并进而楔入斯拉夫人的土地。

他们开启了持续数个世纪的“北方十字军”东进，可被视为一场中世纪版本的“战略东扩”。

条顿骑士团成立于1198年阿克城下，成员主要为德意志贵族骑士，效忠教皇并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支持。

宝剑骑士团则于1202年由里加大主教为征服利沃尼亚（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而创立，成员同样以德意志骑士和冒险者为主。其人员并非圣地溃败后的残兵，而是受新“圣战”号召吸引的专业武装集团。

骑士团重心北移，直接原因是圣地局势的恶化与北方新机遇的出现。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圣地生存空间受限。与此同时，教皇英诺森三世将征服波罗的海异教徒（如古普鲁士人、立陶宛人、库尔人等）同样认定为“十字军圣战”，并许诺同等赎罪券与土地权益。这为骑士团提供了合法性与动力。

1226年，条顿骑士团应波兰马佐维亚公爵康拉德之邀，前往帮助征服普鲁士异教徒，并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颁布的“黄金诏书”，许其占有征服之地。此举并非溃退，而是有教皇背书、受当地势力邀请的战略性转移。

初期，波兰与骑士团为同盟与雇佣关系。波兰公爵希望借骑士团之力清除普鲁士威胁。但骑士团在征服普鲁士后，反客为主，建立了独立的骑士团国家，并转而蚕食波兰领土，双方关系从合作变为长期敌对。

立陶宛大公国（当时仍是异教多神信仰）则是骑士团的首要攻击目标。骑士团以迫使立陶宛改信天主教为名，发动了近两百年的“北方十字军”，实则进行领土掠夺与人口掳掠。立陶宛则成为抵抗骑士团东进的核心力量。

骑士团初期主要敌人是波罗的语系的异教部落（普鲁士人、立陶宛人等），而非斯拉夫人。

然而，随着骑士团国家的巩固，其扩张野心日益增长。他们在1240-1242年间曾入侵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公国（斯拉夫政权），这表明其东进事实上对斯拉夫世界构成了直接军事威胁。

本质上，这是中世纪一场持久的 “德意志的东进”。虽然最初矛头指向波罗的异教徒，但其扩张态势和建立的强大边境政权（骑士团国家），与东方蒙古的压迫形成了同步的、方向相反的战略挤压，将分裂的罗斯诸公国置于两线受敌的历史困境之中。

裂痕

于是，分裂的罗斯诸公国被置于一个历史性的夹击态势中。东方是要求绝对臣服和贡赋的蒙古金帐汗国，西方是带着天主教信仰和封建制度而来的德意志骑士团与波兰王国。不同的压力，直接催生了三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和发展道路。

东北罗斯的王公，以莫斯科为代表，选择了与蒙古合作。他们通过效忠金帐汗，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册封头衔和征税权，并在此过程中学会了蒙古式的集权统治技术。这套逻辑奠定了未来俄罗斯国家的基因：强中央、重扩张、对西方威胁高度敏感。

西南罗斯（今乌克兰核心区）则被逐渐卷入波兰-立陶宛的势力范围。波兰贵族带来的农奴制与天主教化压力，催生了以逃亡农奴和边境战士为主体的哥萨克阶层。

哥萨克在文化上受波兰影响，在政治上却激烈反抗其统治，这种在抵抗中形成的混合认同，成为乌克兰民族性的底色。这片土地也因此被永久地标记为“乌克兰”——一个因长期成为文明交锋前线而产生的名字。

白俄罗斯地区走的是第三条路。统治他们的立陶宛大公国，为管理占多数的斯拉夫居民，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文化融合政策，将当地语言（鲁塞尼亚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这使得白俄罗斯文化在一种相对融合而非激烈对抗的环境中得以延续，形成了独特的立陶宛-鲁塞尼亚复合传统。

1240年蒙古攻陷基辅，与1242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在冰湖上击败德意志骑士团，这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战役，象征性地定格了这场“两面临敌”的格局。罗斯世界没有统一应对，而是在分裂中被东西两种力量撕扯、塑造。

七百年前东斯拉夫人的“双面临敌”的窘境，永久性地破坏了东斯拉夫世界的统一性，并为其三个主要继承者预设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剧本。

俄罗斯继承了应对东方压力的集权模式，并将其转化为向东西两个方向拓展的安全观；

克兰的命运则被定义为“边缘”，不断在东西方力量的拉扯中寻找平衡；

白俄罗斯则更早地体验了某种形式的“联盟”与融合。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民族从同源走向异流，并非单纯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地缘压力下的不同适应策略。当蒙古骑兵与德意志骑士在几乎同一时代从东西两个方向挤压罗斯世界时，分裂的种子已经深埋。这些种子在随后几个世纪生长为不同的政治实体、文化认同和世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