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阳：后汉兴亡与沙陀挽歌

引子：汴州之殇与太原蛰伏

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的汴州（今河南开封），年仅二十七岁的后晋出帝石重贵，身着素服，率领文武百官走出宫城正门，向城外的契丹大军低头——三天前，契丹主耶律德光率领的铁骑攻破汴州外城，这个仅延续十二年的王朝，终究没能挡住北方胡骑的冲击。

石重贵的投降仪式带着刺骨的屈辱：他跪在耶律德光的马前，双手奉上降表与传国玉玺，身后的百官无一人敢抬头。契丹士兵在城中肆意劫掠，百姓的哭喊声、房屋的燃烧声与马蹄声交织在一起，曾经繁华的汴州，一夜之间沦为人间炼狱。耶律德光将石重贵降为“负义侯”，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曾以“儿皇帝”之名向契丹称臣，而石重贵即位后试图摆脱控制，最终引来了灭国之祸。

就在汴州陷入混乱时，千里之外的太原城，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却静观着这一切。这位面紫黑、目有重瞳的沙陀将领，早已收到汴州陷落的消息，却没有仓促出兵“勤王”或“讨辽”。他清楚地知道，契丹虽攻破汴州，却因“汉人难治”而根基不稳——耶律德光纵容士兵劫掠，早已激起中原百姓的反抗；且契丹士兵多不耐南方气候，思乡之情日重。

刘知远选择了“蛰伏待机”：他一面下令紧闭太原城门，加固城防，防止契丹势力北上；一面打开粮仓，救济因战乱流离到河东的百姓，悄悄收拢人心；同时，他派使者前往汴州，表面上向耶律德光“示好”，实则打探契丹的虚实。在汴州的混乱与契丹的暴虐中，太原成了中原北方的一块“安定之地”，而刘知远，这位曾舍命保护石敬瑭的将领，正默默积蓄力量，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时机——一个在乱世废墟上建立新王朝的时机。

一、刘知远：沙陀将星的趁势而起

刘知远

后汉的建立，始于这位名叫刘知远的沙陀将领。

刘知远，沙陀族，太原府太原县（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生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从小为人沉稳庄重，不好嬉戏。到了青少年时期，正值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割据太原，刘知远就在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即后来的后唐明宗）部下为军卒。当时，石敬瑭为李嗣源部将，在战斗中，刘知远不顾自己的生死安危，两次救护石敬瑭脱难。石敬瑭感而爱之，以其护援有功，奏请将刘知远留在自己帐下，做了一名牙门都校。

后唐清泰三年（936年），刘知远移镇汶阳，升任马步军都指挥使。同年，石敬瑭得助于刘知远等人谋划，假借契丹军的力量，消灭后唐，在太原称帝，建立了后晋，是为晋高祖。为了报答契丹的帮助，石敬瑭不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并称耶律德光为父，刘知远对石敬瑭的做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契丹称臣即可，当儿子则太过分，多送些金帛使辽兵援助而不必以割地相许，割地会造成将来后患无穷啊！”果然，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中原门户大开，无险可守，遗患无穷。

后晋建立后，刘知远以其军政才能和佐命之功，被石敬瑭视作心腹。历任检校司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许州节度使、朱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北京（今太原）留守，直至河东节度使，成为后晋镇守北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947年，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大军南下，攻破后晋都城开封，俘虏晋出帝石重贵，后晋灭亡。契丹铁骑在中原烧杀抢掠，激起百姓强烈反抗，耶律德光虽在开封称帝（国号辽），却因“汉人难制”的困境，仅两个月便被迫下令北撤。这一“权力真空”，成了刘知远崛起的绝佳时机。

彼时的刘知远，正驻守太原。他没有像其他藩镇那样仓促出兵“讨辽”，而是选择了“缓进”的权谋：

1. 假意附辽，麻痹敌人：他派使者携带重金前往开封，向耶律德光献上降表，甚至接受了契丹赐予的“木拐”（契丹贵族象征），对外宣称“愿为辽廷守河东”，让契丹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2. 笼络民心，积蓄力量：他下令打开太原粮仓，救济因契丹劫掠而流离失所的百姓；又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原”为口号，招募河东壮士参军，短短数月便集结了三万精锐。

3. 择机称帝，抢占大义：当耶律德光病逝于北撤途中、辽军陷入混乱时，刘知远在太原正式称帝，定国号“汉”（史称后汉），随后率军南下。由于他打出“复汉”旗号，沿途州县官吏纷纷归附，仅用三个月便攻克开封，将后汉的统治中心迁到中原腹地。

后汉疆域图

刘知远的统治，带着五代君主典型的“矛盾性”：他一方面废除后晋的苛捐杂税，下令“民租减免一半”，甚至处死了几个趁乱搜刮百姓的契丹官吏，短暂赢得了中原民心；另一方面，他又重用苏逢吉、史弘肇等酷吏，推行严刑峻法——苏逢吉曾为“讨好”他，将太原监狱中的囚犯全部处死，美其名曰“净狱以迎新君”；史弘肇更是主张“盗一钱即死”，甚至因平民误认盗贼，便将其断筋弃于山谷。这种“宽民”与“苛政”的撕裂，为后汉的短命埋下了第一个隐患。

后汉货币汉元通宝

二、隐帝临朝：幼主与权臣的致命死局

乾祐元年（948年）正月，登基仅半年的刘知远病逝于开封皇宫，临终前将十八岁的儿子刘承祐托付给四位辅政大臣：宰相苏逢吉（掌朝政）、枢密使郭威（掌兵权）、侍卫亲军指挥使史弘肇（掌禁军）、三司使王章（掌财政）。这位年轻的“隐帝”，面对的是一个“主少国疑”的艰难局面——他既缺乏父亲的威望与权谋，又要在四位各怀心思的权臣之间周旋。

后汉的中枢矛盾，很快在“文臣”与“武将”的对立中爆发：

- 史弘肇的武人专断：出身行伍的史弘肇，向来鄙视文官，曾在朝堂上公然骂道“安朝廷、定祸乱，靠长枪大剑就够了，要那些‘毛锥子’（指文官）有何用！”。他手握开封禁军，在城中推行恐怖统治：凡举报“盗匪”者，无论真假都有赏；抓到疑似盗贼的人，不问缘由便当场处死。一次，有百姓因家奴偷了丝绢报案，史弘肇竟将家奴与百姓一同腰斩，理由是“纵容家奴为盗”。这种暴行，不仅激起百姓怨恨，更让苏逢吉等文臣忍无可忍。

- 隐帝的猜忌与冲动：随着年龄增长，刘承祐越来越不满权臣“架空”自己。史弘肇曾多次当面顶撞他——一次隐帝想任命宠妃的弟弟为官，史弘肇直接驳回，还怒斥“陛下岂能因私情乱国法”；苏逢吉则利用职权安插亲信，甚至擅自修改律法，扩大自己的权力。这些矛盾，在隐帝宠臣李业、郭允明的挑唆下逐渐激化，他们不断向隐帝进言“权臣不除，陛下永无实权”。

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刘承祐做出了一个彻底葬送后汉的决定：他以“议事”为名，将史弘肇、王章召入皇宫，埋伏在殿内的士兵突然冲出，将二人当场斩杀；随后又下令抄斩二人全家，连妇孺都未放过。杀红了眼的隐帝，又听信李业的建议，密令邺都（今河北大名）节度使李洪义诛杀驻守当地的郭威，以及郭威留在开封的全家。

郭威

彼时的郭威，正率领大军在邺都防御契丹。当他收到“全家被斩”的消息时，帐下将领无不愤慨——郭威的妻子张氏、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被隐帝下令枭首，首级悬挂在开封城头。悲愤交加的郭威，随即以“诛杀苏逢吉、李业等奸佞，清君侧”为旗号，率领河北精锐南下。

后汉的军队根本无法抵挡郭威的攻势：隐帝曾派慕容彦超等将领率军阻击，结果慕容彦超的骑兵刚与郭威部接触便溃逃，甚至有人临阵倒戈。乾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郭威大军兵临开封城下，刘承祐带着少数亲信逃亡，最终在赵村被郭允明所杀——这位想“亲掌大权”的年轻皇帝，最终成了自己冲动决策的牺牲品。

隐帝死后，开封城不攻自破。苏逢吉等文臣要么自杀，要么被郭威部将斩杀，后汉的中央统治彻底崩塌。尽管郭威此时尚未称帝（他后来拥立刘知远之侄刘赟为“傀儡皇帝”，不久后又废黜自立），但从隐帝被杀、都城陷落的那一刻起，仅存四年的后汉，已然灭亡。

三、后汉余烬：北汉的苟延与乱世残影

后汉灭亡后，刘知远的弟弟、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在太原拒绝归附郭威。公元951年正月，郭威正式称帝，建立后周，刘崇随即在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并向契丹称臣，试图借契丹之力“复辟后汉”。

但北汉早已不是当年的后汉：它仅占据河东一隅（今山西中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每年还要向契丹缴纳大量贡赋；刘崇多次率军南下进攻后周，均以失败告终，反而损耗了大量国力。这个“后汉残余”政权，最终成了五代十国中的一个“小朝廷”，直到公元979年被北宋所灭。

纵观五代十国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均为沙陀人所建，而这一脉络的核心源头，正是沙陀族首领李克用。

李克用的父亲因在平定庞勋起义的过程中战功赫赫，获唐廷赐姓李。李克用剿灭黄巢起义军有功，以河东节度使身份在太原割据一方。朱温篡唐建立后梁后，李克用凭借河东之地与之长期抗衡，虽未竟灭梁大业便病逝，但其子李存勖最终完成遗愿，灭后梁建后唐。

后唐政权的延续与更替，进一步串联起后续王朝：

- 李嗣源是李克用养子，在李存勖死后的兵变中登基，延续后唐统治；

- 石敬瑭作为李嗣源女婿，因受李嗣源养子李从珂猜忌而反叛，借契丹之力灭后唐，建立后晋；

- 刘知远曾是石敬瑭心腹，身为封疆大吏时以河东节度使身份拥兵自重，在后晋被契丹耶律德光灭亡后，从太原起兵建立后汉；

- 郭威是刘知远的部下与心腹，因受刘知远之子刘承祐猜忌而反叛，建立后周，郭威病死后，其养子郭荣（柴荣）继承帝位。

从“英雄立马起沙陀”建立后唐，到后晋、后汉、后周的更迭，始终可见沙陀族李克用父子的影响脉络。直至后汉及北汉灭亡，曾称雄中原数十年、建立五代中三个朝代的沙陀族，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血色残阳中留下最后的背影。

后汉的四年兴亡，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五代乱世的本质：它因“兵强马壮”而兴，却因“君臣相残”而亡；它的建立者想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却未能解决“权臣专权”的根本问题；它的继承者试图掌控权力，却因缺乏智慧与耐心，最终亲手葬送了王朝。这个短命的王朝，没有留下太多辉煌的政绩，却以自己的覆灭警示后世——在乱世中，仅靠武力无法维系统治，唯有平衡君臣、安抚百姓，政治清明，德顺民心，才能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