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马克思提出的“剥削”概念，太古老了，很大程度上是对蒸汽机时代特定的劳资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直观的反映，它定义不了今天的资本形态、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所以，我们一直面对着一种背离：在宏观文件的表述上，总是那么富于理想主义，然而在经济实践中，会发现剩余价值公式被彻底搁置了，从《资本论》诞生的那一天起，从未进入过任何一家企业的账本，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
如果我们继续用“剥削”概念评价劳资关系，以及财政主导的社会大分配，本质上会是道德审判与市场价格体系在语义上的错位，它只会引起阶层对立，无助于分配的再平衡。不得不说，现代生产中的分配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平台、数据、算法与劳动者的协作创造了新形态的价值分配模式，这是无法用剩余价值公式做量化分析的，因为它是动态的，是无限维度，无限算力，大数据也帮不上忙。
所以，未来的分配正义，一定是基于贡献与风险相匹配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二零二三年发布的《中国企业薪酬调查报告》显示，在科技创新型企业中，核心技术人员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收入，已逐渐接近甚至超过资本回报。有一种说法，得AI者得天下，它不一定是一个严肃的描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正在形成新的平衡关系。劳资的界线在AI时代将变得模糊，智能机器人既是资本，也是不受八小时工作制约束的劳动者。
更值得深思的是制度性根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二零二二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7，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25-0.3之间，即便是常被视为“贫富悬殊”典型的美国，其基尼系数也在0.48左右波动。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分配公平与社会制度名称没有必然联系，而与具体的分配机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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