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大选的紧要关头，高市早苗现场表演“政治自杀”

日本大选的紧要关头，高市早苗一句“何不食肉糜”，给大家现场表演了什么叫低情商的“政治自杀”。

当地时间1月31号的《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如实记录了高市早苗当天在川崎拉票时的演说内容，还特意不收费！因为高市的最新发言放在日本当下的社会情绪与选举语境中来看，就会发现问题远不止“表述不当”那么简单。

这实际上是一场正在把选举基本盘往外推的灾难性发言，而责任人，正是高市早苗本人。

高市早苗在川崎的演说中，围绕日元贬值展开论述，公开宣称由于日元贬值，政府持有的外汇资产折算为日元后“状况很好”，甚至用近乎轻佻的语气强调这种“宽心感”。

在同一段话中，她将日元贬值描绘为出口产业的“巨大机会”，称其对冲了美国关税压力，并顺势回避了日元贬值对物价和居民生活的冲击。

这番话的问题，并不只在经济逻辑层面，更在政治感知层面完全失灵。

首先必须明确一点：高市早苗正在参加的是选举动员，而不是财政官僚内部的闭门说明会。她面对的不是外汇特会的会计报表，而是正在为电费、燃气费、食品价格焦虑的选民。

在这样的场合，公开强调“政府账面因为日元贬值而看起来很舒服”，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赤裸裸的立场暴露——高市政府的感受、对好坏的评判，与普通人的痛感不在同一个坐标系里。

这些表述梳理一下，翻译过来就是，“民众虽说生活更辛苦，但是政府的账目变好看了啊！”，简直是现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这不是技术失误，而是政治直觉的全面崩塌。

日元贬值对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日本社会已经有了极为直观的体现。食品价格连续上涨，进口能源成本高企，实际工资增长长期追不上物价，老年人和固定收入群体的购买力被反复侵蚀。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市早苗却选择站在讲台上，告诉选民：政府这边“挺舒服的”。

这类话一旦出口，选举结果几乎已经写好。

更致命的是，高市早苗反复使用“日元升值好，还是日元贬值好，其实大家也说不清楚”这种说法。这种表述表面上像是在“中立理性”，实际上却是在主动放弃判断责任。

对普通选民而言，这句话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你们的痛苦不是问题的重点，政策制定者自己也不打算给出清晰答案。

在选举政治中，这种姿态等同于自杀。

高市早苗试图借用过去“日元升值导致产业外移”的叙事，为当下的日元贬值辩护，但她忽略了一个根本差异。

当年的争论发生在日本社会仍然拥有相对稳定的中产结构和上升预期之时，而今天的日本，恰恰处在长期停滞、收入焦虑和分配紧张的临界点。

历史类比不仅没有安抚选民，反而强化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政治人物依然活在过去的叙事里，对现实的变化毫无触觉。

更糟的是，高市早苗把“外汇资金特别会计”的账面变化，当作可以拿来炫耀的“成果”。这在技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更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这等于公开承认，日元贬值造成的痛苦，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政府账面看起来还不错。

这种话一旦被选民听懂，其杀伤力是不可逆的。

选举从来不是比谁更懂会计，而是比谁更能准确回应社会情绪。高市早苗的这番发言，恰恰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到了选民的对立面。

她没有解释为什么通胀压力可以被缓解，没有说明居民收入如何跟上物价，也没有给出任何可信的分配修复方案。

她只是反复强调“出口企业得救了”“政府账面好看了”，然后试图用“结构改革”“国内投资”这些抽象词汇来一笔带过现实痛点。

这在政策层面或许还能辩解，但在选举层面，已经是致命失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市早苗这次不是小幅掉分，而是要丢大分。她同时得罪了三类关键选民：

第一，承受通胀压力的城市居民与工薪阶层；

第二，对物价高度敏感的老年群体；

第三，对“政府脱离现实”极度反感的中间摇摆选民。

而她真正巩固的，只有极少数将宏观账面与国家实力简单等同的小圈层。这种结构，在现代日本选举中，根本不足以支撑胜局。

如果说这次演说有什么象征意义，那就是它清楚地标志着一件事。

那就是高市早苗的政治语言，已经明显脱离日本社会的现实节奏。当政治人物开始用“政府账面很舒服”来解释“民众为什么应该忍耐”，选举失败就不再是风险，而只是时间问题。

这不是外部抹黑，也不是舆论误读，而是她亲口说出来的。面对这样一个日本首相，选民会用选票给出最直接的回应。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