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赢宋朝的李元昊，如何用“焦土战术”让十万辽国铁骑败走贺兰山

我常常会想，如果当时辽兴宗没有选择在1044年的秋天亲率大军渡过黄河，而是换一种方式处理与西夏的纠纷，那么后来辽、夏、宋三国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

辽夏战争，严格来说并不是一场孤立的冲突，它是辽、夏、宋三方长期博弈中的一个高潮。要理解它，我们得先看看这三家的关系是怎么一步步走到那一步的。

01李元昊地方野心

西夏的崛起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党项人李元昊，是个极其复杂又极具能力的人物。他不再满足于父祖辈对宋、辽称臣纳贡的附庸地位，他要建国，要称帝，要让自己这一支力量真正立在西北。

这在当时来看，简直是“僭越”，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正统秩序的直接挑战。但对元昊来说，这是他必须走的路。西夏建国前后，他和宋朝打得不可开交，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宋军输得很惨。

但打仗是烧钱的游戏，西夏一个小国，连年征战也快撑不住了。所以元昊一边打，一边也在找机会和谈。他知道，自己真正的敌人可能不是宋朝，而是北边那个强大的辽国。

辽国这时候在位的是辽兴宗耶律宗真。辽国自澶渊之盟后，和宋朝保持了长期的和平，每年坐收巨额的岁币，国力正盛。

在辽兴宗眼里，西夏原本是自己的“藩属”，元昊的爷爷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接受了辽的册封，辽还嫁了公主（兴平公主）给元昊，这是典型的羁縻和亲政策，目的是让西夏成为牵制宋朝的一枚棋子。

可元昊这个人，野心太大，根本不甘心做棋子。他称帝后，对辽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起来。更要命的是，两国边境上的党项部落开始不安分，有些部落叛辽投夏，元昊不仅照单全收，还在辽军前来讨要时出兵干预，甚至杀了辽国的招讨使萧普达。这在辽兴宗看来，无疑是赤裸裸的背叛和挑衅。辽作为当时的“老大”，面子往哪搁？权威还要不要了？

所以，兴宗决定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小弟”。

另一方面，宋朝的态度也很关键。宋仁宗时期，宋朝对西夏的战事屡屡受挫，国内厌战情绪高涨。当元昊伸出和谈的橄榄枝时，宋朝内部虽然也有反对声音（比如觉得元昊自称“吾祖”是在侮辱朝廷），但主和派占了上风。

他们算的是经济账：打仗耗费巨大，不如花点钱买平安。于是有了《庆历和议》，宋朝每年给西夏一笔可观的“岁赐”，换来西夏名义上的称臣。这个过程中，辽国一度想插手阻止宋夏和议，怕两家走得近对自己不利，但宋朝的外官（比如吴育）处理得还算巧妙，两边安抚，没给辽国插手的借口。

宋夏一和谈，元昊就少了南线的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辽国大军。这对辽兴宗来说，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就这样，1044年十月，辽兴宗御驾亲征，集结了十万大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杀入西夏境内。

02仗打输了，可事儿还没完

看史料描述，辽军初期推进得很顺利，一直深入四百里，在贺兰山北边打了第一个胜仗。这时候的元昊，心里应该是很紧张的。他擅长对付宋军，但和真正的草原霸主辽国骑兵正面硬刚，胜负难料。

于是，他使出了第一招：示弱求和。派人去辽营谢罪，态度摆得很低。这一招差点就成功了，辽兴宗看初战告捷，可能想见好就收。但他手下的重臣，比如北院枢密使萧惠，是个强硬派。他劝兴宗：西夏人反复无常，忘恩负义，现在天子大军在此，正是永绝后患的时候，如果放虎归山，以后必定后悔。

萧惠这番话，站在辽国的立场上不能说没道理，但他低估了元昊，也高估了辽军深入敌境的持续作战能力。

兴宗听了萧惠的话，决定继续进军。元昊一看求和不成，立刻换了战术，这也是他最高明的地方：战略性撤退加焦土政策。他命令部队后撤，每退三十里，就把周围几十里内的村落、粮草烧得一干二净。

这是游牧和农耕边缘地带作战的狠招。辽军十万骑兵，人吃马嚼，后勤压力巨大，本来指望“因粮于敌”，现在好了，所到之处一片白地。军队越深入，补给线越长，能抢到的东西越少。很快，辽军就陷入了“草尽粮绝、人乏马饥”的困境。

元昊就像个经验丰富的猎人，耐心地等着猎物耗尽体力。他估计辽军差不多到极限了，又故意拖延了几天，消磨对方的士气。然后，选择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和地点——河曲（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境内），突然发动反攻。

关于这场决战的具体过程，不同史书记载有出入，《辽史》更是写得含糊其辞，显然是想为皇帝的失败遮羞。但从结果看，辽军大败，连高级大臣萧胡靓等数十人都被俘虏。更戏剧性的是，野史笔记里还提到，大风帮了西夏的忙，飞沙走石扑向辽军，导致其阵脚大乱。不管有没有风沙的偶然因素，辽军后勤崩溃、师老兵疲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仗打输了，辽兴宗的面子丢大了。据说逃跑途中，身边的伶官罗衣轻还敢开玩笑问“陛下看看鼻子还在吗？”（因为西夏有割被俘辽人鼻子的习惯），气得兴宗要杀他，可见皇帝当时多么狼狈和愤怒。

元昊呢？他再一次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取得大胜之后，他没有咄咄逼人，而是立刻再次遣使求和，并表示愿意归还俘虏。他知道，把辽国往死里得罪没好处，见好就收，拿到实际的战略安全才是目的。辽兴宗无力再战，只能顺坡下驴，同意讲和。这一仗，西夏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了双重胜利。

但故事还没完。辽兴宗这口气显然没咽下去。五年后，1049年，听说元昊死了（元昊死于1048年，其子谅祚年幼，外戚没藏讹庞掌权），兴宗觉得机会来了，发动了第二次贺兰山之战。

这次辽军又是三路出击，但战果只能说差强人意。南路军主将萧惠轻敌冒进，反被夏军伏击，大败而归；中路军听说南路败了，也不敢深入；只有北路军在贺兰山打败了西夏的一支骑兵，一直打到凉州，俘虏了元昊的遗孀没移皇后和一些贵族，抢了不少牲畜回来。

总的来说，辽国算是挽回了些颜面，但远未达到摧毁西夏的战略目标。西夏政权在元昊死后虽然内部有权力斗争，但根基并未动摇。

03复盘辽夏战争

那么，这场持续数年的辽夏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呢？我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对西夏而言，这是它的“立国之战”之一。通过击败强大的辽国，西夏真正证明了自己有资格与宋、辽平起平坐。虽然表面上仍向两国称臣，但谁都清楚，西夏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有强大军事实力的王国。宋、辽、夏三足鼎立的格局，经过这场战争被清晰地确认下来。

西夏在两大强国之间找到了生存的缝隙，时而联辽抗宋，时而联宋抗辽，左右逢源，为自己争取了最大的生存空间。

其次，对辽国来说，这场战争是国运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是衰落开始的征兆之一。

辽兴宗本意是想通过征服西夏，开疆拓土，重塑辽国在北方草原的绝对权威。但两场战争，尤其是第一次惨败，消耗了大量国力，暴露了辽军远程投送和后勤保障的弱点，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辽国的威望。连自己曾经的“藩属”都收拾不了，其他部族会怎么想？

战后，辽兴宗把云州升为西京大同府，加强西部防御，这本身就说明他意识到了来自西夏的长期威胁，从主动进攻转入了战略防守。辽国的精力被西夏牵制，对于后来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可能就少了一份警惕和压制的能力。

再者，对宋朝而言，这场战争发生在外部，某种意义上是个利好。宋夏刚刚议和，辽夏就大打出手，这转移了辽国的注意力，让宋朝西北边境压力骤减，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宋朝的执政者们很可能在暗中庆幸，甚至有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

吴育当初“二番自斗，斗久不懈，可观形势，乘机立功”的建议，可以说得到了应验。宋朝得以继续它的内部调整，尽管这种“以金钱换和平”的策略从长远看也埋下了隐患。

最后，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辽夏战争反映了十到十一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动。传统的“中原王朝—草原帝国”二元对立结构，因为西夏这个第三极的出现而变得复杂。西夏巧妙地利用了宋辽之间的矛盾，凭借其地域和军事优势，成功地维持了独立。

这种多权力中心的局面，比简单的两极对抗更加动态，也更具不确定性。它为后来金国灭辽、蒙古崛起并最终统一，提供了一个复杂的前期舞台。

回过头来看元昊和辽兴宗这两个核心人物。元昊无疑是一个顶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他对形势的判断、对时机的把握、对战争与政治手段的结合，都堪称大师级别。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硬（对抗宋朝、收留叛部），什么时候该软（向辽谢罪、战后求和），什么时候该跑（焦土撤退），什么时候该打（河曲反攻）。

他是一个为达目的极其务实、不择手段的枭雄。而辽兴宗，则显得有些志大才疏，或者说，他被帝国的荣耀和个人的愤怒冲昏了头脑。他低估了战争的难度，高估了己方的实力，在决策上摇摆不定（先是接受求和，后又听信主战派），在后勤保障上准备不足。他的失败，是传统强国面对新兴挑战者时，因傲慢和僵化而付出代价的典型例子。

历史的尘埃落定，贺兰山下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河曲之地的风沙也掩埋了当年的血迹。但辽夏战争留下的遗产——那个稳固的三国鼎立时代，以及其中蕴含的关于权力、生存与博弈的智慧，依然值得今天的我们细细品味。

在国际关系的棋盘上，没有永恒的霸主，也没有永远的附庸，有的只是在复杂互动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力量平衡。而一场战争的胜负，往往不仅仅取决于战场上的冲杀，还取决于战前漫长的铺垫、战后精妙的善后，以及那位坐在中军帐里的决策者，能否看透迷雾，做出最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选择。

辽兴宗没看透，所以他输了；元昊看透了，所以他赢了，也为他的子孙后代，在西陲之地，赢得了一片生存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