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李治去北京向毛泽东“要钱”，毛泽东：我给你加个零

1949年的北京，初冬的风已经带上寒意。城里却一派忙碌景象：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机关大院里，连夜亮着灯的人并不少。那时的中南海，常有人提着公文包来，也有人背着图纸来，偶尔，还会有人像老战士一样，腰间别着一把手枪前来求见领袖。
有一次，院门口的警卫连人带枪拦下了一位年过不惑的中年人。对方穿着并不起眼，却坚决不肯把身上的手枪交出来。警卫一问来历，才知道是军事学院卫生部的负责人。消息传进屋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笑着说了一句：“是李治啊，别说拿着枪，拿把大刀也要让他进来。”
说起来有些出人意料，这位能让警卫如此紧张、又能让毛泽东如此放心的人，并不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而是一位医生。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官衔”并不低——1955年，被破格授予少将军衔。要知道，他的职业生涯，从头到尾几乎都围绕着听诊器和药箱展开。
很多人听到这里难免好奇：一个医生，为何能得到这样的信任？又为什么，会在新中国成立后，走进中南海向毛泽东“要钱”，还被爽快地“加了个零”？要弄明白这些问题，得把时间往前拨回到战火连天的年代。
一、从上海医学生到红军军医
1905年，李治出生在江西永新一个做小木材买卖的家庭。家境不算贫寒，在乡里也说得上过得去。但一场霍乱，彻底改变了这个少年看世界的方式。村里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而被病痛拖走性命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这种无力感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长大一些后，他开始拼命读书。中学毕业，他考入上海南洋医科大学。这在当时绝不容易。许多同乡还在为一口饭奔波，他已经能在解剖室里拿起手术刀。学成归来，他没有选择收入更高的城市大医院，而是在南昌开了一家小诊所，给老百姓看病，日子也就平平常常地过。

然而，1930年，风云突变。国民党为了扩充军力，在各地抓壮丁。一天，他刚出诊归来，还没来得及换下身上那件略带药味的白大褂，就被抓了壮丁。他不是没想过逃走，只是军营戒备森严，刚露出一点苗头就会被抓回来。
有一点算是意外之喜：因为医术不错，他被安排做军医。身份虽然变了，心思却没变。穿上哪一方的军装，对病人来说没有区别。只要送到他面前，他就尽力医治，能救一个算一个。
同年冬天，第一次反“围剿”爆发。他所在的部队跟红军交战，却在战场上彻底失利，几乎全军覆没。他和许多国民党士兵一起成了俘虏。按他原本的想象，新部队不过是换个旗号。可落到红军手里，才发现情形大不相同。
受伤的士兵一律送去救治，不分阵营。想回家的，被发路费让回乡。有人听了红军战士念完宣传材料，还不相信，非要反复问：“真能走？”得到肯定答复后，一个劲地道谢。这一幕，让李治心里狠狠一震。
在听完整个革命政策的宣讲之后，他对这个纪律严明、彼此扶持的队伍渐渐产生了信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做出了决定：留在红军，当一名军医。从此，他的行囊里，多了几本革命书籍，却再也没有回到旧军队。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他先后救治伤员超过一千人，仅有两人因伤势过重不治。这个数字，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已经相当惊人。1931年，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医术与革命紧紧绑在一起。
时间来到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两万五千里，风雪、泥泞、饥饿，几乎汇聚了所有艰难。行军途中，子弹、疾病、寒冷，轮流袭击这支队伍。对战士们来说，能扛过一场战斗，还有可能倒在痢疾、伤寒、疟疾之下。
在这样的环境下，李治几乎没有一刻闲着。他白天跟着队伍行军，晚上扎营后还要给一批又一批伤病员处理伤口、配药、打针。许多战士后来回忆，印象中他常常是肩上背一只药箱，眼睛里布满血丝，却说话很平和。

二、长征路上，“土法”救下周恩来
1935年前后，红军已经进入川、滇一带。高原气候多变，粮食匮乏，疾病突然加重。就在这一时期，周恩来的身体出了大问题。
那天傍晚，警卫员照例送来晚饭——青稞麦和少量干粮。周恩来看了一眼，说没胃口，随口要了一杯开水，接着又埋头批阅文件。夜色渐深，他觉得异常疲惫，在桌边靠了一会。警卫员还暗暗高兴，以为这一天终于能早些休息。
没过多久，屋内传来虚弱的嗓音：“倒杯热水来。”警卫员走近，发现周恩来脸色铁青，摸一摸额头，烫得吓人。简单一量体温，将近40度。行军条件极差，随队医生能用的药不多，只能先按感冒发烧治疗，一边观察。
一夜未眠，邓颖超焦急地坐在炕边守着。第二天一早，周恩来仍然高烧不退，人有些神志不清。毛泽东、叶剑英等人得知消息后都赶来探望。毛泽东问道：“傅连暲能不能回来？”卫生部门的人苦笑：“傅医生跟着朱总司令南下，短时间赶不过来。”
众人犯难时，有人想起一位医生：“一支队那边有个戴医生，听说看病有一套。”说的正是戴济民。很快，他被紧急叫来。通过检查排泄物，他判断与阿米巴原虫有关，初步考虑是疟疾或痢疾，先用有限的药物试探性治疗，同时密切观察。
烧却始终不退。毛泽东又让人发电报催傅连暲回师，并且把王斌、李治也叫到了周恩来的驻地。等他们赶到时，周恩来已经高烧多日，出现明显意识模糊，说话时断时续。简单诊断后，李治作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判断——阿米巴肝脓肿。

在今天的条件下，阿米巴肝脓肿并不罕见，有影像、有手术室、有抗生素。但在1935年的长征路上，药物奇缺，连干净的纱布都要省着用。若拖延下去，肝脏脓肿极有可能破裂，那就凶多吉少。按常规，应该立刻开刀引流，可这一路找不到像样的手术台，更别说麻醉和消毒条件。
众人一时沉默。李治权衡再三，提出了一个看似冒险、实际上别无选择的办法——用“土法穿刺引脓”。说白了，就是用银针从体表穿刺到脓肿部位，把脓液引出来。这种办法风险很大，一旦位置不准，后果难以预估。
在这种关头，任何决定都不轻松。李治和其他医生先向毛泽东汇报，又征求周恩来本人的意见。周恩来虽然已经虚弱到说话吃力，却听明白了大致意思。他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试一试。”
为了降低体温，缓解疼痛，战士们找来仅有的一些冰块。李治让人用布包好，反复敷在周恩来肝区。银针用烈酒反复浸泡，再在火上烤。到了真正下针那一刻，他额头已经渗出细汗。
“副主席，实在没别的办法了，你忍一忍。”他压低声音说。周恩来只是轻轻点头。刺入的一瞬间，周恩来浑身紧绷，很快，汗水泪水一起涌出来。由于没有足够麻醉，只能硬扛。几次疼得昏了过去，又被唤醒继续坚持。
穿刺完成后，引出了半盆脓液。周恩来的痛苦明显减轻一些。随后，继续寒敷以降低体温，防止感染扩散。这样折腾了十几个小时，周恩来的意识逐渐清醒。又过了一天，他突然说肚子胀痛。医务人员立即扶他半坐，协助排脓。很快，一大盆带着恶臭的绿色脓样物被排出体外。
为了让脓液排得更彻底，李治和王斌选择了一个当时较为极端的办法——通过持续冷敷，把体温压低到约35度左右，让肠道蠕动暂时减缓，以利伤口愈合和脓腔稳定。这种处理方式在今天看来十分粗糙，却在当时的环境下展现了他们努力求生的思路。
折腾了三四天，体温渐渐回升到正常范围，脓液也排得差不多，周恩来的精神开始恢复。那些日夜穿梭在昏暗灯光下的医护人员，这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再往后，邓颖超在回忆中多次提到这一段，特意写下对几位医生的感激之情，还叮嘱身边的人：“李大夫是为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千万不能把他忘了。”

三、战火中救下贺子珍
在长征途中，李治遇到的不只是疾病，还有从天而降的炸弹。那一次发生在贵州境内。红军队伍中有一支由伤病员和部分女同志组成的“干部休养连”，临时在一个叫“五里排”的地方停了下来，准备略作休整。
大家刚刚放下担架，正忙着找住处、烧水、包扎。远处天边突然传来“嗡嗡”的声响，一架敌机贴着云层飞来。凭经验，李治意识到情况不对，大声喊：“快隐蔽！”话音没落，炸弹已经呼啸着扔了下来。
爆炸声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有人扑倒在地，有人拼命往壕沟里钻。一个叫钟赤兵的将军，因为伤重一直躺在担架上，身边来不及挪动。就在一颗炸弹即将落到近旁的瞬间，一个瘦小的身影猛地扑了上去，把他紧紧压在身下。
尘土散去时，有人喊了一句：“贺子珍同志牺牲了！”这一喊，几乎惊呆了周围的人。李治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拍掉身上的尘土，顺着喊声找过去。只见贺子珍浑身是血，衣服被炸裂，身上插满大小不一的弹片，整个人陷入昏迷。
他伸手探了探脉搏，又把耳朵贴近她的鼻尖，确认还有微弱的呼吸，这才沉声说：“别乱讲，还有呼吸，赶紧抢救！”简单包扎止血后，他把人抬进屋内，剪开残破的衣物，一一检查伤口。
胸前、手臂、肩背……全身上下至少十七处被弹片划开。好在，都没有直接击中心脏和要害大血管。这一发现，让屋里几个人都悄悄松了口气。接下来，就是刻不容缓的清创取片。每取出一枚弹片，都要对照是否还有残留，顺带用酒精简单消毒。
剧烈的疼痛让贺子珍在昏迷与清醒之间往返。一阵刺痛，她忍不住发出低声呻吟，额头渗出豆大的汗珠，嘴唇几乎失去血色。李治一边叮嘱身边的人扶好她，一边尽量利索地夹出弹片。“再坚持一下，就好了。”他低声说，并不奢望对方能听清，只是想让这场手术不那么冷冰冰。

等到主要弹片清理完，他用尽可能干净的布和绷带包扎伤口，又交代战士密切观察体温变化，以免感染恶化。忙完这一台“手术”，他连水都顾不上喝，又转身赶往另一间房，那里还有伤员在等着。
消息很快传到了前线。毛泽东得知贺子珍受伤，心里揪得很紧，立刻骑马往后方赶。来到屋里，他看着躺在床上的妻子，神情十分凝重，拉着李治的手几乎是不加掩饰地问：“情况怎么样？”
李治如实回答：“伤口多，但没有致命伤，只要注意防止感染，不发烧，就有希望。”毛泽东听完，长长舒了一口气，说了一句：“那就好，多亏你啊，李治同志。”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样一句“多亏你”，分量并不轻。
贺子珍伤势渐渐稳定，过了一段时间，恢复得不错。有一天，她亲自炒了一锅面糊糊，又拿出毛泽东送来的几只辣椒，笑着对李治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我代表主席请你吃顿饭。”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碗用心做的热食，就是最真诚的谢意。
延安时期，李治和毛泽东又有了更多接触。一次，他带着妻子和孩子到机关看戏。演到中途，毛泽东悄悄在他身边坐下。过了好一会，他才发现，忙不迭站起身问候。毛泽东打趣说：“工作忙，都没去看你们，住得还习惯吗？”李治连声回应：“挺好，哪敢劳您挂念。”
闲聊之中，毛泽东又问起他的爱人：“是哪儿人？”得知是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笑了：“你是永新人，同子珍是老乡，你爱人又是湘潭人，同我又是老乡，这不是亲上加亲么？”一句玩笑话，让窑洞里的气氛暖和了许多。
长征结束后，红军顺利到达陕北。没多久，李治却病倒了。一路上长期透支体力，感冒加重成肺炎，高烧几天不退，人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毛泽东听说后，专门抽空前去探视。见李治迷迷糊糊，他没有打扰，只在床前站了一会，轻声感叹：“像李治这样的知识分子，长征走过来，很不容易。要是在国民党那边，早就是大官了。”

不久，病情终于有了转机。李治醒来后，有一件小事让他颇为惊讶。每天早晨，碗里多出一个鸡蛋。连续几天，他忍不住问警卫员：“这鸡蛋哪儿来的？”对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是毛泽东托人送来的。说完，还从一边拿出一小篮鸡蛋，让他看个明白。
篮子底下压着一张字条，纸已经被汗水浸出折痕，上面几行字却很有力量：“李治不能死！”落款是毛泽东。看到这几个字，他眼眶一下就红了，一边剥鸡蛋，一边嘟囔：“告诉主席，我死不了，还要给战士们看病呢。”
在此之后，他和毛泽东的关系更近了一层。毛泽东常把自己喜欢的书借给他看，他则时刻留意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有时也会劝他按时吃药。医者的职业习惯，在这段关系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四、“我要钱”“我给你加个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战争年代的硝烟逐渐散去，新的任务接踵而至。随着正规化建设提上日程，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筹建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刘伯承奉命主持这所学院的筹建工作，而负责卫生工作的重担，自然落在了经验丰富的李治身上。
军事学院刚起步的时候，条件可以说是十分拮据。教室可以先用简易房顶一顶，图书可以慢慢搜集，唯独医疗设施不能拖。战士训练强度大，伤病情况多，一旦出了问题，没有器材和药品就是硬伤。
李治清点过一遍，又打了几次报告，账算得很清楚：若要保证基本的医疗保障，至少得添一批急救设备、药品和器械。可一问财务，经费实在紧张。几番折腾下来，他只好找到刘伯承，直截了当：“学院这边，医疗经费不够用了。”
刘伯承听完，也只能苦笑：“现在哪一块都说缺钱，我这儿也没余量。”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去北京，找毛泽东当面说。这个决定，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既要有勇气，也得有分寸。

于是，李治带着具体的账目和预估清单，只身一人进京。多年战场经验让他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要有一把手枪，这次也不例外。他到了中南海门口，照例接受警卫检查。手枪这一项，让警卫犯了难，按规定，带枪进院可不行。
两边正说得僵时，消息传到了屋里。毛泽东一听名字，马上笑着起身，走到门口，对警卫说：“李治同志来了？别为难他，带着枪也没事。”这样一来，事情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见面寒暄几句，李治很快进入正题。他把军事学院的情况讲了一遍，尤其把卫生部的难处说得干脆：“学校要添些医疗器材，手里的钱，实在不够。”他性子本就直爽，当年敢在战火中做“土法穿刺”，现在也不绕弯子。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没有插话。等他讲完，反而先抛出一个问题：“那你算过，需要多少钱？”李治心里早有数字，伸出三根手指：“三千万。”这里的“三千万”，是当时的旧币折算，大致相当于三千元，对那时的国家财政来说也算一笔不小的支出。
毛泽东愣了一下，随即爽朗一笑：“你这账算得还挺省。我给你加个零，批三亿。”李治有些没反应过来：“三亿？”毛泽东点点头，语气轻描淡写得仿佛只是一句玩笑。但这一“加零”，实实在在解决了军事学院卫生工作的燃眉之急。
告辞的时候，毛泽东又特别说了一句：“以后有事，就来找我。有空也来坐坐。”这句话看似随意，却透出一种信任和依赖。对李治来说，这不是个人恩惠，而是对整个医务系统的重视。
1955年，全国范围内举行授衔仪式。按当时规定，军衔授予有年龄和资历的界限。李治的年纪已经超过授衔线上限，照理说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综合他在战争年代的贡献，相关部门经研究后，还是提名并最终批准授予少将军衔。
这一次破例，意义不只在那两枚肩章。对那些长期战斗在后方救死扶伤的医生来说，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肯定。战场上冲锋陷阵是功，腾出双手救护伤员，也是功。只是前者更显眼，后者常被忽略。李治的授衔，多少弥补了这一点。

然而，命运并不总是顺着人的意愿走。之后的一段时期，他遭到不实指控，被怀疑是“潜伏的旧势力余孽”，还被抄了家。屋里翻得乱七八糟，有人把书一本一本扔在地上，突然在某本旧书里夹着的一张发黄纸条前停了手。
那是一张边角已经磨破的纸片，字迹却苍劲有力：“李治不能死——毛泽东。”这几个字，让在场的人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人认出，这确实是毛泽东的笔迹。一阵沉默之后，气氛明显变了。
面对质问，李治显得很平静：“你们大可以去问毛主席，问周总理，问贺子珍。如果这东西是假的，我无话可说。”那张当年盖在鸡蛋篮底下的纸条，再一次救了他的性命。后来回想起来，他总会半带感慨地说：“主席那几句话，算是第二次救了我。”
1988年，国家授予他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对老一代革命军人特别是有突出贡献者的一种褒奖。第二年，他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余。
从江西永新的小木商之子，到国民党军医，再到红军军医；从雪山草地的“土法穿刺”，到新中国成立后敲开中南海大门的一声“要钱”；从一张写着“不能死”的字条，到一枚少将军衔和一枚红星功勋章。李治的人生看上去平静，却在关键节点一次次与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
他救过周恩来，救过贺子珍，也无数次把普通战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那些没有名字的战士，或许再也无人提起；但他们曾经握过的那只手，曾经裹过的那些血淋淋的纱布，在历史里并没有消失。
在很多老红军的记忆里，李治的形象并不耀眼，却很鲜明：背着药箱、两眼布满血丝，却总能稳稳说一句：“还有救，抬进去。”这句话，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