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历史可谓是一部模糊史、血泪史。947年冬日,吴越国都杭州的宫廷里,一场政变悄然发生。权臣胡进思率领亲兵冲入宫中,废黜了在位仅半年的忠逊王钱弘倧,另立其弟钱弘俶为王。在这场政变中,一位被称为"君子"的大臣水丘昭券被杀害。他的死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五代时期礼乐崩坏,纲常沦丧的缩影。水丘昭券出身于与吴越王室有着深厚姻亲关系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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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肃王钱镠的祖母和母亲均出自水丘氏,这一家族背景使他以国戚身份入朝为官。他历任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弘倧及后来的忠懿王钱弘俶三朝,是吴越国的核心谋臣。在朝为官期间,水丘昭券以知书达礼,为人厚道著称。当忠献王钱弘佐想深夜派兵捉拿程昭悦时,他劝谏道:"昭悦,家臣也,有罪当显戮,不宜夜兴兵。"这一建议体现了他遵循礼法,主张明正典刑的为政理念,钱弘佐因此认为他"深知大体"。水丘昭券不仅有君子之风,更有政治家的远见。开运三年(946年),南唐攻打闽国,闽国大将来吴越求救。吴越诸将多以"道险远,难救"为由反对出兵,水丘昭券则从长远利益考虑,以"救邻恤灾,古今通义"的道理力劝钱弘佐发兵相救。
947年三月,吴越军大败南唐,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吴越国东南边境,也展现了水丘昭券的战略眼光。与水丘昭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权臣胡进思的崛起之路。胡进思出身低微,曾以屠牛为业。他凭借军功逐步攀升,在吴越国四朝为官,最终成为掌握实权的内牙统军使。当年轻气盛的忠逊王钱弘倧继位后,不满胡进思专横跋扈,君臣矛盾日益激化。在一次关于赏赐将士的争议中,钱弘倧当众怒掷笔于水中,对胡进思的劝谏表示不满。
这种公开的羞辱使胡进思"大恨而退",加剧了二人之间的矛盾。随着矛盾激化,钱弘倧开始与何承训,水丘昭券密谋驱逐胡进思。水丘昭券持谨慎态度,认为"进思党盛,未可猝去,不如姑容之,以待日后解决"。然而这一谋划被何承训泄露给胡进思。胡进思先发制人,于947年冬发动政变,废黜钱弘倧,并将其禁锢于义和院。在这场政变中,胡进思杀害了钱弘倧的舅舅和水丘昭券。政变后,胡进思立钱弘倧之弟钱弘俶为王,自己则继续把持朝政。水丘昭券之死,生动反映了五代时期"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
欧阳修曾评价这个时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君臣纲常被武力颠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武夫盗匪者为统帅"成为常态。门第观念也开始淡薄,世家贵族政治逐渐瓦解。水丘昭券作为国戚兼君子,本应受到礼法保护,却惨死于政变刀下,这正体现了当时礼法秩序的崩溃。胡进思妻子"他人犹可杀,昭券君子也,奈何杀之"的哭诉,道出了当时有识之士对礼义廉耻沦丧的痛心。
水丘昭券死后,胡进思继续把持朝政,直到948年因背疽发作去世。被废的钱弘倧则一直被软禁,最终于20年后去世。这场政变成为五代乱世的一个缩影:君子殒命于刀剑之下,礼法让位于武力胁迫,世家尊严被军功新贵践踏。水丘昭券的悲剧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价值体系的全面崩塌。但同时也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一旦决定的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彻底,一切的妄想都是枉然,等局势自己明朗是很艰难的,事在人为,应该主动介入,水丘昭券的“不如姑容之”其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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