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死后，川军将领争权，刘文辉表态后，众人连哭丧都真诚了许多

1938年2月，成都那个灵堂乱成了一锅粥，前来吊唁的国民政府大员何键，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咱们都知道，灵堂是用来哭丧的，但在“四川王”刘湘的葬礼上，上演的却是一出争夺家产的狗血剧。

那个身披重孝的妇人，也就是刘湘的遗孀刘周玉书，突然把头上的白布一扯，指着丈夫的棺材就开始嚎：“甫澄死得冤啊！

有人害他！

现在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欺负孤儿寡母，夺我儿子的兵权！”

这种荒诞剧本连二流小说都不敢写，却真实地再那个特殊的年代上演了。

这可不是争几套房或者几亩地的事儿。

这位大嫂要的“遗产”，是三十万全副武装的川军指挥权。

而她嘴里那个要接班的“新王”，竟然是她那个还在读中学、年仅15岁的儿子刘世英。

这还没完，她甚至当众放话：“我丈夫是民族英雄，他的墓必须修得跟中山陵一样大！”

说实话，听到这话，在场的川军将领们估计心里都在骂娘。

那时候是什么光景？

日寇的铁蹄已经踏破了半个中国，正是要命的时候。

让一个连枪都端不稳的娃娃去指挥几十万虎狼之师打鬼子？

这不光是送死，简直是拿国家命运开玩笑。

但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这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

要把这事捋清楚，咱们得把时间轴稍微往回拨一点。

1938年1月，曾在四川呼风唤雨的陆军二级上将刘湘，在武汉万国医院突然就没了。

官方给的说法是胃溃疡大出血，但坊间传言那是满天飞，连刘周玉书都一口咬定是蒋介石下的毒手。

为啥？

因为刘湘死得太“巧”了。

就在他死前没多久，他还琢磨着联合韩复榘、宋哲元这些地方实力派，想在这个乱世里搞点“独立性”。

结果呢？

韩复榘被枪毙了，刘湘紧接着病死了。

这剧本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肃杀的政治血腥味。

刘湘这一走，留下的权力真空大得吓人。

当时的川军内部，那简直是山头林立。

潘文华、唐式遵、王瓒绪、王陵基，这几位平日里虽然都喊刘湘一声大哥，但私底下谁也不服谁。

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家长突然没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叔伯正互相瞪眼，盘算着怎么分家产。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嫂杀了出来。

这位曾经的“老板娘”思维还停留在旧式军阀“父死子继”的老黄历里。

在她看来，刘湘打下的江山，那是刘家的私产，理应由儿子来坐。

当年张作霖被炸死，不就是少帅张学良接的班吗？

既然东北军可以，凭什么川军不可以？

但她忘了两点最致命的区别：第一，张学良接班时已经是手握重兵的将领，而她的儿子才15岁；第二，现在的局势不是军阀混战，而是全面抗战。

这种时候谈接班，跟带着全军去跳崖没啥区别。

这场闹剧最尴尬的，其实是刘湘那帮老兄弟。

潘文华是刘湘的心腹，人比较厚道，想保全老长官的面子；唐式遵野心勃勃，早就盯着那个位置流口水；王陵基脾气火爆，差点就要当场掀桌子。

面对撒泼打滚的“大嫂”，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将军们反而束手无策。

毕竟在讲究袍哥义气的四川，欺负“大嫂”和侄子，传出去名声太臭，以后还怎么带兵？

这时候，真正破局的人出现了。

这就是素有“多宝道人”之称的刘文辉。

论辈分，他是刘湘的堂叔；论实力，他是西康省主席。

在这个乱局中，也就他看得最透：如果川军继续内讧，不用日本人打进来，蒋介石就能兵不血刃地把川军给吞了。

刘文辉没在灵堂上跟那个失去理智的妇人吵架，而是来了一招“釜底抽薪”。

在一个深夜，他独自走进了刘公馆。

虽然没人知道他们具体说了啥，但我们可以推演出那晚的惊心动魄。

刘文辉摆在桌面上的筹码很现实：钱和权，你只能选一样。

他对刘周玉书摊了牌：刘湘留下的巨额私产、田宅、商号，全部归你们母子，川军将领们不仅不抢，还会拼死保护；但是，军权必须交出来。

这不仅仅是因为刘世英年幼，更因为如果川军此时不统一指挥，蒋介石就有借口直接派中央军接管。

到时候，别说军权，就是你们孤儿寡母的性命和钱财，恐怕也保不住。

这一番话，既是利诱，也是恐吓，更是大实话。

刘周玉书虽然泼辣，但毕竟不是傻子。

在看清了失去枪杆子保护的所谓“继承权”不过是空中楼阁后，她终于崩溃大哭，接受了这个无奈的结局。

可是，就在川军内部刚刚达成妥协，大家推举潘文华暂时代理领袖，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来自武汉的一纸电令，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所有人的脸上。

蒋介石出手了。

就在刘湘葬礼风波刚平息之际，军委会突然下令：撤销刘湘生前担任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

川军各军不再统一建制，而是被打散划分到各个战区，直接受中央军指挥。

这一招“拆屋卸瓦”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政治权谋。

蒋介石根本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去争夺谁来当川军领袖，他直接把“川军领袖”这个位置给取消了！

你们不是争吗？

现在位置没了，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潘文华看着电报苦笑，王陵基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

他们费尽心机搞定了“内忧”，却瞬间被“外患”瓦解。

刘周玉书的闹剧，客观上反而给了蒋介石介入的最佳借口——看，你们川军内部乱成这样，连个妇道人家都管不住，还怎么打仗？

还是交给中央来管吧。

这就是最高级的权谋，我不跟你抢椅子，我直接把桌子掀了。

回头看这段历史，不得不让人唏嘘。

刘湘死后这场关于权力的争夺，表面看是孤儿寡母与叔伯将军的利益之争，实则是中国从军阀割据向战时体制过渡的一个缩影。

那个想让15岁儿子当“四川王”的母亲，成了旧时代最后的荒诞注脚。

而那些后来奔赴抗日前线的川军将士们，虽然失去了统一的“川军”旗号，被打散到了大江南北，但他们穿着草鞋、背着大刀，在台儿庄、在长沙、在淞沪，用血肉之躯打出了“无川不成军”的威名。

至于那场灵堂上的闹剧，最终只化作了历史长河中一朵不起眼的浪花，很快就被滚滚硝烟所掩盖。

至于那个差点被迫当上总司令的15岁少年刘世英，后来彻底远离了军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