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写作

经常有读者微信我，孙老师，这几天某人某事，你还不来一篇？

“孙老师”是上古困兽的称谓了。那个业已消逝的媒体圈现在见面，都是执手相看老眼，互称“某总”的。我们嚼着预制菜，喝着定制酱香酒，举座皆总。

“总”有一种“在座的人都很平等”的幻觉。它不论贵贱，不分青红皂白，就像那一年降落在阳谷县的大雪，从武大郎到西门庆，统统给推送一场好梦。

我有个经验，如果看到某人以“媒体人”加V，那么该人的收入一般不会很高。如果是“前媒体人”，那就有点不妙了，他非但收入不高，大约也已经失业很久了。

那么，从“全媒体人”转型为“自媒体人”，就成了少有的生路。以文谋生，在古代属于“下九流”的行当。到了新社会，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但这个下九流还在地上蹲着。

我有几个朋友，在写公号第一次开赞赏前，会犹豫再三，害怕没面子，会被人说三道四。有一次，我有一篇文章无法推送，就做成长图文贴上赞赏码，扔到几个群里。有一位不认识的律师回道，“文章写得倒不错，但你为什么要加个打赏码？”

我没理他。这是个很恶意的发问，无论如何回答都会上钩。真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不能加上赞赏码？我爱写作，又爱钱，加上赞赏码一举两得。

很多朋友谬赞我了，我对公平正义和社会转型之类并没兴趣。写一些不为祖国所喜的东西，主要还是因为想写。

有很多次，我本懒得动笔，但见那么多评论都荒腔走板不沾弦，见猎心喜，就就拽来电脑，没电脑就打开锤子便笺，咣咣咣，一顿猛敲。

虽写的大多是公共题材，驱动力却是自嗨。曾经我做过一份量表，几乎确诊了阿斯伯格综合征。回想我的典型症状，就是不合群。我无法理解那些竭尽全力从外界，尤其是下属和下位者那里，汲取认同和驯服的人。

这十来年，我也做过若干天的小领导，先后带过二三十号人。其中有很多都关注了我这个号，他们看到这里估计会破案，明白孙老师为啥会那样。

以从众的话术，去啸聚更多读者，是内容生产者的生财之道。我可能是个例外。最近这号的关注人数增加了一千多人，新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任何定义的集体主义，在我这里都是贬义词，被我一直嘲讽。

爱国便是最大的集体主义。除了流量战狼们，很多边缘的甚至被全平台404的写作者，都自称很爱国。区别在于，他们爱得很理性：爱国不等于爱XX，是“真的”爱国。

这淡扯得真是义正辞严，信他们，你年都会过差。有史以来，国从来都不会脱离朝廷和官府而存在。即便在西方极具颠覆性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提法，都无法定义某些国家。

相反，随着基层扫盲几十年，人民也习惯于脱离个体体验，为宏大叙事和光荣集体献祭灵魂。——在一些要紧的议题上，他们还没有鸦片战争时的文盲聪明。

随着统治艺术的不断纯熟，以及权力水银泼地的强力渗透，国与统治已经无限略等于。就连前民主灯塔美国，也不例外。

那些说祖国每年过一次生日，爱国必须相信新闻联播的人，反而更诚实更自洽。

我以前提过，国就是你在某地所有遭遇的总和。你爱你的遭遇，那么你就在爱国。你爱国却不接受你的遭遇，每天还愤愤不平，那么你多少有点活该。奴骨在身的人，突然间的愤怒不并不值得正视。

不从众，不鼓吹任何值得神往的集体，可能就是我在流量江湖一直漂流于脚踝部的病因。受众需要流量赋予自己身份识别和道德奖掖，大家急于投身一个正确和强大的群体中展现力量。对这种刚需，我一直很蔑视。

我现在还给不出我自己都没有、也很难看到的东西。可能以后会给，届时，请不要把我乱棍打死。

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公众号，第一个号发了几百篇，也被封了几百篇后永别了我。目前这个号数据如下：

被删的211篇并非全然死于404，其中至少有20篇发的是广告，广告主一般会要求停留一周左右。但是，有很多文章在推送前的审核阶段就会被删掉，我这样的也早超过了一百篇。总之，死去的稿件与尚存的，接近1:1。

所有稿件我都没有留存。速食年代，一切必然速朽。在电子屏幕毫秒级的响应速度前，值得备份的东西或许有，但不在我这里。

翻译家孙仲旭跟我是老乡，两个村子相隔有三公里。按辈分，我应该喊他哥。我们俩都很喜欢奥威尔。他生前发的最后一条关于奥威尔的微博：

我在朋友圈转过好几次这张截图，用来自省。三年前，我写过一篇：。

三年后，我又有点新的想法，就写成了此文。最后提醒一下，除非付费约稿，请不要再找我点菜。